下,以一种可控的方式,在朝堂和京城中流传开来。效果是立竿见影,也是复杂难言的。
首先,朝堂上因皇帝病危而起的暗流,暂时被压制了下去。那些原本蠢蠢欲动、准备改换门庭或兴风作浪的官员,在得知皇帝“转危为安”后,不得不重新掂量。太子监国,毕竟只是“监国”,只要皇帝还活着,哪怕只是活着,太子的地位就依然稳固,名分大义就依然在手。尤其是当朱载垕以雷霆手段,借着追查投毒案的名义,连续罢黜、下狱了几位与陈矩有过从、或在京城骚乱中首鼠两端的中级官员后,朝堂的风向明显变得更加“恭顺”。每日的朝会,虽然皇帝不在,但太子坐在那张特设的监国椅上,听着下面山呼“千岁”,处理着雪片般的奏章,倒也初步有了几分威仪。
内阁的几位老臣,如徐阶、高拱等人,在最初的惊疑不定后,也暂时按下了各自的心思,至少在表面上,全力配合太子稳定朝局。毕竟,国本未定,皇帝又“病愈”,此时与太子作对,绝非明智之举。只是,他们投向乾清宫方向的目光,总是带着深深的疑虑和探究。皇帝究竟“好转”到了什么程度?是真的只是静养,还是……根本未曾清醒?这昏迷,到底是暂时,还是永久?这些问题,像幽灵一样盘旋在每个知情者的心头,也成了朝堂表面平静下,最不稳定的因素。
其次,京城内的恐慌情绪,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皇帝“病愈”的消息,配合着太子雷厉风行的高压手段(全城戒严、严查投毒、开仓放粮、平价售药,并公开处决了几名趁乱抢劫杀人的暴徒),让弥漫在京城上空的、那种末日般的惶恐和疯狂,逐渐被一种紧张但尚可忍受的秩序所取代。百姓们虽然依旧不敢完全放心,但至少街头不再有大规模的骚乱,粥棚药棚重新开放(这次戒备森严,查验严格),物价也开始缓慢回落。生活,在恐惧的余烬中,艰难地试图恢复正常。
然而,暗流并未消失,只是转入了更深、更隐秘的地下。
东厂和锦衣卫的联合侦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顺藤摸瓜”,在诏狱中“撬开”了几个陈矩余党的嘴巴,拿到了“确凿”的口供,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查封了京城内数家与陈矩有过秘密往来的商号、道观,甚至牵连到了一位在翰林院挂职闲住的皇亲。太子朱载垕毫不犹豫,下旨将这些人悉数下狱,家产抄没,主犯斩立决,从犯流放三千里。此举再次震慑了朝野,也让“投毒案”似乎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向——陈矩余党心怀怨恨,意图搅乱京城,报复朝廷。
但只有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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