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在沪上的第一个冬天,是被一根绣花针扎醒的。
不是比喻。是实实在在的、针尖刺进食指指腹的那种疼。她趴在绣架前睡着了,右手还攥着那根缠了半圈银线的针,左手压着那块绣了大半的《水乡晨雾》。指腹上渗出一颗圆滚滚的血珠,在晨光里红得扎眼,像雪地上落了一粒红豆。
她把手指含进嘴里,血腥味混着银线的铁锈味在舌尖上化开。窗外天还没亮透——沪上的天跟江南不一样,江南的天是慢慢白的,像有人在水里化开一勺牛奶;沪上的天是被烟囱熏灰的,亮是亮了,但总像隔着一层脏纱。
这是她来沪上的第三个月。三个月前,她揣着养父的病历和半块玉佩,从江南码头坐了六个时辰的乌篷船,在苏州河边的垃圾码头上了岸。她记得那天的风是腥的——不是鱼的腥,是铁锈和煤灰混在一起的腥,呛得她连打了三个喷嚏。码头上卸货的工人从她身边挤过去,用她听不懂的沪上方言吼了一嗓子,她吓得往旁边躲,一脚踩进烂泥坑里。
她当时蹲在码头边,用河水洗鞋上的泥,心想:阿贝,你这个乡下来的憨姑娘,在沪上活不过三天。
可她活了三个月。不光活了,还在这家叫“锦霞庄”的小绣坊里站住了脚。老板姓周,是个五十多岁的精瘦女人,颧骨很高,眼珠子很毒,谁偷懒谁用心,她隔着三间屋子都能闻出来。阿贝来的第三天,周老板站在她身后看了半个时辰,只说了两个字:“留下。”
后来阿贝才知道,能让周老板说“留下”的学徒,锦霞庄开了二十年,不超过五个。
但那又怎样呢?阿贝把手指从嘴里拿出来,血已经止住了,指腹上留了一个针尖大的小孔。她盯着那个孔看了一会儿,想起养母的手——那双手上全是这样的小孔,密密麻麻,像被针尖刺了无数次的老绣布。养母是江南最好的绣娘之一,但她一辈子只给镇上的人绣嫁衣,一件嫁衣收三块大洋,绣三个月。阿贝离家那年,养母手里那件嫁衣还没绣完,新娘子就退了婚——男方跟镇上的米商女儿跑了。养母什么也没说,把那件绣了大半的红嫁衣叠好,塞进箱子最底层,转头去绣下一件。
阿贝问过养母:“人家退婚了,你绣的嫁衣不就白费了?”
养母说:“嫁衣不会白费。迟早有人穿。”
阿贝把那根银线重新捻了捻,坐直了身子,继续绣她的《水乡晨雾》。这是一幅参展作品——下个月沪上要办一场“江南绣艺博览会”,锦霞庄拿到了三个名额,周老板把其中一个给了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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