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对的。她用自以为是的“保护”，让他承受了十年不该承受的痛苦。这就是她的过错。不是被导师胁迫签下那份文件，而是签完之后选择了沉默。沉默，有时候比谎言更残忍。
“你走吧。”陆时衍转过身，不再看她。
“这些文件……”
“我会处理。”
薛紫英站在原地，嘴唇动了几下，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她转身朝门口走去，走到一半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陆时衍依旧站在窗前，背对着她，身影像一座被雨水冲刷的孤岛。
“陆时衍。”她轻声叫他的名字。
他没有回头。
“苏砚是个好姑娘。她在法庭上扑过去护你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她比我勇敢得多。”
门关上了。走廊里传来高跟鞋远去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电梯到达的“叮”声中。陆时衍独自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雨越下越大，将整座城市都笼罩在一片迷蒙的水雾中。
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他手里握着的那沓文件，每一页都压着一个十年的重量。
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响了三声，对方接了起来。
“苏砚。”他说。
“嗯？”电话那头传来苏砚的声音，带着一丝困意，显然已经睡了。
“我需要见你。”
“……现在？”
“现在。”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苏砚没有问他为什么，也没有说“明天再说”，只是轻轻回了一句：“好。你来。”
陆时衍挂断电话，将文件塞进公文包，拿起外套大步走出办公室。
电梯在下降。显示屏上的数字一层一层地跳动，像倒计时的秒表。陆时衍盯着那些数字，脑海里反复回放着薛紫英刚才说的话——“导师让我在你的庭审材料里多放一页证词。”他想起导师那张温文尔雅的脸，想起他在课堂上侃侃而谈正义与法治的样子，想起他在自己毕业时拍着他的肩膀说“时衍，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每一个画面都像一把刀，扎在胸口。最锋利的刀，从来不是敌人的，而是那个你以为可以信任的人递过来的。
出租车在雨中疾驰。司机是个话痨，一路上都在抱怨天气、抱怨路况、抱怨今晚的乘客太少。陆时衍坐在后排，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的手放在公文包上，手指轻轻敲打着皮质表面，节奏越来越快。
四十分钟后，出租车停在了苏砚公寓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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