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回去的时候还在冲上首鞠躬。
后头一个瘦的接上来,报的是八贯,他捧着钱回去,队伍里有人拍他的背,也有人不出声。
奖金是当众报的,谁多谁少,一院子人都听得见。
排到第三十几个的时候,来的是船场的老掌柜,姓周,六十一了,在姜家做了四十年。他没跪,姜鹤年也没让他跪,站起来跟他对着拱了拱手。
“老周。”
“老太爷。”
“今年那两条漕船,验的时候我不在,你费心了,是验了两回吧?”
“验过三回。”周掌柜说,“头一回底板有一处不合,我叫拆了重来。”
“拆了多少工?”
“十七个工。”
姜鹤年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账房报的数是这一日最高的一笔。
再往后是茶山上来的,一个佃户带着儿子。轮到他的时候,那孩子的眼睛一直盯着地上那口箱子,盯得眼珠子都不转。
姜鹤年看见了,冲孩子招手,“过来。”
孩子不敢动,他爹在后头推了一把,他才走了两步。
“今年几岁。”
“……八岁。”
“认得字么?”
孩子摇头。
姜鹤年从箱子里抓了一把钱,塞到他手里。
“回去让你爹送你去识两个字。”
那孩子攥着钱,回头看他爹。他爹的脸涨得通红,拉着他一连磕了三个头。
姜昭在后头看着,没有出声。
八岁,还认不得字,她今年五岁,已经念到《孟子》了。
她心里清楚这中间隔着什么,不是脑子,是三十贯一亩的地、是一年三到六贯的束脩。一个八岁的孩子在茶山上能顶半个大人使,这钱不是出不了,是不舍得。
轮到姜砚的时候,队伍里认得他的人不少,船场的这边的讨论声最多。
“砚小爷今年在场上跑了几趟。”一个船工说,“六月里最热那几天,我们在坞里刨底板,砚小爷在旁边站了一晌午,晒得脱了一层皮。”
“他站着做什么?”姜鹤年听到了问。
“看我们刨啊!”
姜鹤年转过头,姜砚站在那儿,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还是和爷爷解释道。
“我不看,我不知道一天能刨多少。”他说,“不知道能刨多少,工期就是他们报什么我记什么?”
老爷子看了这个长孙一会儿,把头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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