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二年五月初七,长安城东的校场上,三面汉旗在午后的烈日下垂垂不动,旗面上的金线“汉”字被晒得发烫,连风都懒得吹动它们。
刘封站在点将台的阴影里,手里捏着一卷刚送到的青竹简,目光却没有落在竹简上,而是望着校场上正在操练的那三千新兵。三千人分成六个方阵,在烈日下一遍遍练习着枪阵变换。每一次方阵转向,铁甲摩擦的声响和脚步踏地的闷响混在一起,像一头巨兽在地面上缓慢翻滚身体。
“这是第三批了。”姜维站在他身侧,同样望着校场,声音不高,“前两批已经分拨到汉中、凉州两处。这一批练完之后,臣打算留下其中一千人作为长安宿卫的补充。”
刘封没有立刻接话。他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竹简——那是户部刚送来的今年夏粮预估数目。数字写得很清楚,比去年增长了两成。对于一个刚刚结束战乱、重新统一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不算惊人,但已经足够让他在这炎炎夏日里感到一丝清凉。
“丞相,”他终于开口,“今年秋收之后,全国府库存粮能达到多少?”
姜维显然早有计算,答得极快:“若夏秋两季皆无大灾,臣推算存粮可达三百七十万石。其中长安、洛阳、汉中、成都四仓可储半数以上,其余分存于各州要地。”
“三百七十万石。”刘封低声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目光微微闪动。在他的那个世界里,诸葛亮北伐时蜀汉全年粮产不过百万石出头,而如今仅仅收复故土两年,季汉的存粮便已远超当年蜀汉全盛之时。这其中固然有关中平原的恢复、荆州屯田的成效、以及蜀中天府之国的持续输出,但更重要的是一套他亲手推动的、比这个时代超前近千年的粮食管理体系——从占城稻的引进到水利设施的网格化修筑,从屯田制的改良到赋税结构的重调。
“丞相,粮多了,接下来就要考虑怎么用。”刘封将竹简递给姜维,迈步走下点将台,沿着校场边缘的沙土路缓步前行。姜维跟在他身侧,两人并肩走在烈日下,影子被拉成两道细长的墨痕压在地上。
“臣明白。”姜维说,“陛下是指……北伐?”
刘封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他走了十几步,才缓缓开口:“伯约,你跟着朕多少年了?”
姜维微微一怔,随即道:“从陛下镇守汉中那年起算,至今已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刘封重复,“你从当初那个三十出头的魏国降将,变成了如今季汉的丞相。朕从当初那个在诸葛亮面前战战兢兢的义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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