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三月,北京城的春天来得犹犹豫豫,宫墙外的柳梢才刚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新绿,文华殿内的空气却比腊月寒冰还要凝滞几分。
御案上,来自宣大、蓟辽、乃至中原剿寇前线的军报、题本堆积如山,每一份都像是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发出的沉重喘息。
而此刻,让崇祯皇帝朱由检眉间那道“川”字纹愈发深陷的,正是几份关于宣大战事,特别是关于那个名叫韩阳的东路参将的最新奏报。
一份是宣大总督卢象升的捷报兼请功疏。
详细禀报了韩阳率东路军民,于桃花堡血战旬月,先后挫败岳托所部镶蓝旗主力强攻及长期围困,并最终趁虏骑主力北返、后方不宁之际,果断出击,尾追袭扰,毙伤俘获虏骑数百,夺回部分被掳百姓物资,迫使岳托未能达成全部掳掠目标,不得不加速北遁。
卢象升极力赞扬韩阳“忠勇绝伦,调度有方,以孤城抗强虏,终全师保境,其功甚伟”,并附上了初步核验的斩获首级数目及东路将士请功名单,为韩阳及其部将请予重赏,并为伤亡将士请恤。
另一份,则是由通政司转呈的数道御史、给事中的弹劾奏章。
言辞激烈,直指韩阳。
有弹其“擅启边衅,致虏大举入寇,宣大百姓遭殃”的;有劾其“守土无功,坐视广灵、蔚州等州县残破,独保一堡,岂非私心自用?”的;更有人翻出旧账,指其“在任东路以来,擅更祖制,私募精兵,耗费国帑无算,账目不清,凌虐军将,致东路人情汹汹,董其昌等将佐屡有怨言,恐生大变”。
这几道弹章显然经过串联,互为佐证,将韩阳描绘成一个好大喜功、跋扈专权、不顾大局、甚至可能拥兵自重的边镇枭雄。
还有一份,是宣大镇守太监王坤的密奏。
语气暧昧,既承认韩阳“骁勇敢战,桃花堡之守确有微劳”,但又话锋一转,提及“然该将年轻气盛,不谙世事,与地方文武多有不协,用度亦显豪奢,虽云为公,然难免惹人疑窦。
且其练兵之法,火器之利,迥异寻常,恐非朝廷定制,长久以往,未知其可。”
监军太监的密奏,往往直达天听,分量极重。
王坤这份奏疏,看似中立,实则将“跋扈”、“靡费”、“擅改祖制”的嫌疑坐得更实,还隐含了一丝对韩阳掌控“异法”兵器的警惕。
三份奏报,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无比矛盾的韩阳形象。
是力挽狂澜的忠勇虎将,还是祸国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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