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投降状，脸上笑得夸张，但笑容的底下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拉起我的手，攥在掌心里，攥得很紧。她的手心还是凉的，但指尖有了一些温度，大概是因为车里开了暖风——不，是冷风，六月的车里不可能开暖风。那温度是从哪里来的？
大概是心跳。
母亲的血液流到指尖，把她的体温传递给我，像是在说：你看，我的血还热着，你的血也还热着，我们都还活着。
活着就好。
哪怕只剩下一年。
车子拐进了一条窄巷子，巷子两边是老旧的居民楼，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交织，晾衣绳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床单和内衣，在风里飘来飘去。
我们家住在巷子的尽头，一栋六层老楼的五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但感应器不太灵敏，经常要跺好几下脚才会亮。
父亲把车停在楼下的车位上——其实不是正规的车位，就是一块被居民们默契地空出来的空地，地上用白漆歪歪扭扭地画了一个框，框里的“停”字已经模糊得只剩一个“亻”了。
“到了。”父亲熄了火，解开安全带，但没有立刻下车。他坐在驾驶座上，两只手还握着方向盘，像是在握着什么重要的东西，舍不得松开。
我推开车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六月的南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空气里弥漫着灰尘和油烟的味道，混着远处某户人家炒菜的葱花味。
“走吧，上楼。”母亲拎着袋子走在前面，步伐很快，一步两级台阶。
我跟在后面，走得很慢。不是因为累，是因为我想记住这条楼梯——从一楼到五楼，一共八十八级台阶。我在这个家住了十七年，走了无数次这条楼梯，但从来没有数过有多少级。
今天数了。
八十八级。
一个很吉利的数字，但放在我身上，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
推开家门的时候，一股熟悉的、混合着洗衣液和旧家具的味道扑面而来。客厅不大，二十来平米，摆着一张沙发、一个茶几、一个电视柜和一台三十二寸的液晶电视。电视柜上摆着几张照片——有我满月时的，有苏滢小学毕业的，有一家四口的全家福。
全家福里的苏滢十三岁，我九岁。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扎着马尾辫，笑得很灿烂，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我被她搂在怀里，表情有些呆滞，像是在发呆。
那是我和苏滢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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