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动。
他只是安静倾听。
田老师继续讲了下去。
「之前给卢川站台，归根结底，是我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过於轻忽大意。
我以为，角川那条线固然有一点不妥，但那是作者表达，我们应该允许年轻导演进行
充分表达。
我对新人一贯是支持鼓励大於批评，尤其是在这种不影响整体结构的细节上。
我想：中日友好了那麽多年，艺术又远离政治，在反战电影里添一个功能性角色而已，能出什麽大问题？
我没有想过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哪怕电影上映之後好多观众在骂，我也觉得是他们太过於小题大做。
21世纪以後的中国电影，哪一部上映的时候不挨骂？很正常。
然而，刚刚听完了方导的阐述之後，我心里忽然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惊悚感，我知道我错了，我也知道那些迷雾一般的困惑由哪儿来了——————
其实这两者是一体的，困惑和恐慌，全部来自於咱们今天的核心议题—艺术创作的主题性和艺术思想的现代化表达。
我们这一代人，在艺术思想的表达上，是完全现代化、西方化的。
而我们在艺术创作的主题性上面，并没有完全坚守三内核，走得很偏。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偏，楷哥和一谋在民族内核层面紮根扎得很深，所以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
而我个人过於关注时代的一隅，镜头语言过於聚焦於边缘地区的原生文化，没能重视
和理解民族根脉这个艺术基底，所以我的观察和展现就总是显得不够丰实、略显空洞。
民族根性、时代命运、人类关怀————方导总结得真好。
我不怕大家笑话，直到现在，我的身体仍然颤栗着。
方导的论述，为我驱散了弥漫心头多年的迷雾，也让我看清了前面是什麽。
时光不会永远停留在我们那个年代，现在已经是21世纪，中国社会的爆炸式发展，对我们电影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为这种发展不只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文化上，体现在精神上，体现在吃饱肚子之後，我们的人民群众对於历史、对於民族、对於世界、对於未来的探索和思考需求。
八几年，中日友好的蜜月期，我们不但学习日本电影，也刻意回避了很多东西，那个时候，拍摄一部《南京》这样的作品就不是问题。
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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