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没有思想，只有一个又一个政治任务。
我们这一代人本能地认为，电影不应该是这样的，於是只能学习西方，然後在黑暗里各自摸索。
摸着摸着，楷哥出来了，一谋出来了，我出来了，我们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开始在世界上发出一点声音。
这毫无疑问是中国电影的进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成绩又渐渐成为桎梏。
大约到了90年代，我个人开始产生一种迷茫——我不知道电影应该怎麽拍了。
停在那儿，好像有什麽不对。
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什麽？
刚好碰上了禁导期，我索性不再琢磨自己的电影，转头去扶一把新人。
不止是为中国电影开路，我也想看看，新一代导演们怎麽想、怎麽拍、怎麽看待这个社会。
王小帅《扁担·姑娘》带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没能解决我心里最根本的困惑。
再後来，我回北电任教，亲手搭建了国内相对先进的导演研究生培养体系，进行了充分的实践，但还是没能解决个人在思想层面的问题。」
总结到这里时，田壮壮已经非常动情。
看得出来，他想了很多，平时就在想，今天想得更深，所以反而有些词不达意，没能清晰表述出那种极度复杂的困惑因何而来又为何恋栈不去。
不过，第五代导演和那一批文艺工作者，都能共情到他。
这本质上是那个特殊年代，对於时代洪流里的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捏造。
80後恐怕很难理解，Z世代更不可能。
一个从小就有手机和电脑玩，生活在数字影像时代的年轻孩子，要如何去理解那代人在下乡劳动中渴望着看一眼外面世界的饥渴感？
经常饿着肚子，但是只要一想到外面的天空，大脑便会被热情填满。
轶大姐就曾描述过那种感觉：随便一本新书都能让我几夜不睡但丝毫不觉疲累，快乐会持续整个夏天。
也正是那种饥渴感，导致那代人在接触到西方艺术之後，一头扎进去，再不能回头。
因为那个时代的西方艺术实在超出我们太多一——不仅仅是表现形式，更有系统性理论带来的震撼，和社会繁荣程度附加的冲击。
所以方星河强求他们改变思维模式，在很多人看来，既是苛责，亦是蛮横。
方星河听到了田老师的痛苦，可他丝毫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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