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的主旨报告在上午九点开始。他站在讲台上，身后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脊髓损伤的流行病学数据和基础研究的进展。他讲了四十分钟，数据翔实，逻辑严密，但台下的人明显在等另一个人。
Richardson当然知道这一点。他在报告的最后五分钟，话锋一转。
“各位同事，过去的一年里，我们这个领域发生了一件大事。不是Cell的封面文章，不是七只猴子的数据，不是跨中心的盲法验证。这些是科学，很重要，但不是最大的事。”
他按了一下遥控器，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
是陈建国，他坐在轮椅上，被推进三博研究所的那一刻。照片拍得很随意，像是监控摄像头的截图，画质粗糙，光线昏暗。陈建国坐在轮椅上，头低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被世界遗弃的人。
“这是陈建国刚刚到达杨平教授的研究所时的样子。他的诊断是T5节段完全性脊髓损伤，损伤分级A级，意味着损伤平面以下没有任何运动和感觉功能，他瘫痪了十一年，按照医学共识，他这辈子都不可能站起来。”
台下安静了。
Richardson按了一下遥控器，切换到下一张照片。同一个走廊，同一个角度，但人是站着的。陈建国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站在康复训练室的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垂在身侧。他的腿还在微微发抖，但他的腰背挺得笔直，下巴微微抬起，像是在对全世界说“我站着呢”。
“这是陈建国，几周前，他站起来了，并且能独立行走三十米。”
台下响起了掌声，不是那种礼貌的、礼节性的掌声，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带着震惊和敬佩的掌声。Richardson等了十几秒钟，等掌声渐渐平息，然后说出了那句让所有人安静下来的话。
“现在，让我们欢迎陈建国先生上台，为我们讲几句话。”
陈建国从侧台走了出来。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什么。从侧台到讲台中央，大约二十米的距离，他走了将近两分钟。台下的两千多人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没有人催促，没有人交头接耳，所有人都在看他的腿。
他走到讲台中央，转过身，面对着台下的人。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疲劳。
他没有拿出讲稿，口袋是空的。他没有用PPT，身后的大屏幕只有一行字：“希望大使——陈建国。”
他沉默了几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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