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的晨钟还未敲响，林默已坐在“格物斋”角落的小桌前，面前铺着上好的宣纸，研着墨。
墨是徐明远拿来的，说是徽州的上等松烟墨，研开后有淡淡的松香。笔是狼毫，笔锋尖锐，弹性适中。纸是宣纸，洁白绵韧，能吸墨，能托得住笔。
林默看着这些工具，有些恍惚。
前世，他也练过书法。那是导师的要求，说研究历史，尤其是古代文献，懂点书法有益于理解笔意、时代风格。他临过帖，练过楷书和行书，但也仅止于“能看”，离“能卖”还差得远。
但现在，他坐在这里，要“创作”出能卖钱的书画。
不是因为他一夜之间成了书法大师、丹青国手。
而是因为他脑子里，装着另一个时代的审美，和无数后世被奉为圭臬的、此时尚未出现或未成熟的风格与技巧。
他闭上眼，回忆。
明末清初，画坛主流是“吴门画派”的延续，追求文人气、书卷气，笔墨秀润。董其昌已名满天下，其“南北宗”理论影响深远，风格秀逸淡雅。但市场追捧的，除了名家真迹，还有“仿古”之作——仿倪瓒的疏淡，仿黄公望的浑厚，仿沈周的苍劲。
而林默的优势在于，他能跳出这个时代的局限。
他知道，再过几十年，“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将把“仿古”推向极致，风格更趋程式化。也知道，与此同时，“四僧”（石涛、八大山人等）将以强烈的个性、奇崛的构图、淋漓的笔墨，开辟另一条道路。
他不需要成为大师。他只需要，在“仿古”的框架内，恰到好处地融入一点后世才被总结、此时却显得“清新”或“高古”的意趣，让作品看起来既“正宗”，又有那么一点“说不出的好”。
而且，他选择的仿效对象，是董其昌。
此时的董其昌，年过花甲，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声望如日中天，是江南文坛、画坛的领袖。他的字画，一字难求。模仿他风格的作品，只要形神有几分相似，就能卖出不错的价钱。更重要的是，董其昌本人就是个“仿古”高手，其作品本身也常带有前人笔意。所以，模仿董其昌的“仿古”之作，在这个市场上，是一种安全的、有明确参照系的“再创作”。
林默定了定神，提笔，蘸墨。
他画的是山水。
不是大幅，是小品。一尺见方，构图简洁：近处几块坡石，一株枯树，树下有个茅亭，空无一人。中景是淡淡的水纹，一抹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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