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热情，也意外地发现了一些经由拜占庭保存和转译的、来自更遥远东方的文献片段（拜占庭作为东西方桥梁，曾与阿拉伯世界和大唐均有接触）。其中可能包括关于东方帝国行政体系、法律思想、甚至一些技术记载的模糊描述。这些描述，与马可·波罗等旅行家更晚近但更生动的叙述相结合，共同塑造了欧洲人对一个遥远、富庶、治理有方的“东方”的想象。这种想象，成为刺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反思自身社会、探索新治理模式、乃至激发地理大发现欲望的重要动力之一。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是否隐约有一丝对东方“贤哲治国”传说的借鉴？这已不可考，但东方（包括经过阿拉伯转手的、带有李瑾思想元素的知识）作为“他者”的参照，无疑拓宽了欧洲思想家的视野。
“东方启蒙”的回流与重塑。
历史的轨迹至此发生了有趣的分叉。当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的阵痛中迈向现代世界时，他们从阿拉伯、从拜占庭、从各种间接渠道获得的，那些最初可能源自李瑾（或受其影响的大唐文明）的思想片段——对理性的推崇、对实用知识的尊重、对世俗治理的思考、对进步的信念——经过欧洲学者自身的语境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形成了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理性、科学、进步、世俗主义、法治……
然后，在更晚的时期，当经历了工业革命、殖民扩张的欧洲，携带着这些已经“欧洲化”的现代思想（其中或许混杂着他们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源自东方的古老基因），以炮舰和商品的形式重新“回访”东方故土时，这些思想又以一种全新的、强势的面貌，冲击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社会。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热烈拥抱“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他们或许不曾想到，这两位“先生”的思想谱系中，可能包含着千年前一位大唐宰相播下的、早已被遗忘的种子，经过漫长而奇异的漂流、变异、生长后，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回到了它们可能的起源地之一。
梁山苍茫，李瑾墓前的石碑依旧沉默。他生前大概从未想过，自己那些为解决当下困局、富国强兵而提出的思想与著述，会跨越语言的壁垒、宗教的隔阂、时空的阻隔，如同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散到万里之外，落入截然不同的文明土壤，经历漫长的沉睡、变异、与当地思想杂交，最终在异域绽放出或许他自己都难以辨认、却又确有其精神血缘的奇花。思想的传播，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充满误解、转化、再创造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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