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虽然是以华夷之辩为核心，但从来都不存在任何的傲慢。
这一点，在熊廷弼讲到倭人为何矮小的缘由时候，就体现的非常明显，是从实际出发，从倭人的习性、生活的环境去出发，而不是全靠臆想。
而傲慢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全靠自己的臆想，这就是典型的傲慢。
而泰西则完全不同，泰西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总是在定义别人，这就是典型的傲慢，无论这个定义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被定义的一方，都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分辨权和解释权。
说你是邪恶的，你就是邪恶的：说你是正义的，你就是正义的：说你是因为生活习性不够文明，所以生活困苦，那你就是不够文明，就是生活困苦，无论你是否文明，是否困苦。
被定义的一方，必须要从头到尾，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都要接受这种定义、叙述、指责和可能的夸奖。
即便是这些泰西的学者们，一辈子没去过对方的国家，没了解过对方的生活习性，也没问过对方的意见，完全抛开一切事实不谈，但他们相信臆想的内容为真，并且要求对方必须是这个样子，以符合他们的叙事。
当对方不够强大的时候，就武力征服，逼迫对方变成那个模样。
当对方足够强大的时候，就开始胡搅蛮缠，笑料百出了。
这一点，大明则完全没有这种傲慢，大明对各国的观念、认知，都在不停的修正之中。
比如法兰西的使者就被允许觐见天子，并且陈述一些事情的前因後果，不至於误会加深；比如大明也曾经允许英格兰使者两次朝见天子。
可英格兰给出私掠许可证的理由，无法说服大明皇帝、礼部，最终英格兰的使者不再被允许觐见，直到私掠许可证取缔之前。
而这种傲慢一旦出现，那麽《海外番国志》这一本世界通史的史书，就会出现对番夷的认知，静止化、扭曲化和猎奇化。
静止化，认为对方始终是一成不变的，而不是动态、螺旋发展之中；
扭曲化，完全将对方的所有行为，进行大明化的解释，这种扭曲，会造成战略上的误判；
猎奇化，就是所有的记录，都将片面当全部，怎麽离谱怎麽记录。
这三种，都会导致海外番国志，严重失真，变成一本谣言的合集，进而导致依靠这些志书修订的对外政策，闹出一大堆的笑话来，失去所有的意义。
为此，海外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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