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
沉默了几秒。然后那个工人忽然站起来，声音有些颤抖：
“我。我认识印刷厂的人，敢印这种东西。”
又一个年轻人站起来：“我。我可以去撒传单。”
一个中年妇女站起来：“我。我家里藏着油印机，去年偷偷做的。”
一个接一个，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弗里德里希站在那里，看着这些站起来的人——有教授，有工人，有妇女，有年轻人。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说着不同的口音，来自不同的阶层。但此刻，他们站在一起。
费希特看着他。
“你呢？”
弗里德里希沉默了一会儿。
“我可以写，”他说，“写那种能让更多人看懂的东西。”
费希特点了点头。
“那就开始吧。”
六
接下来的日子，弗里德里希几乎没睡过觉。
白天，他去大学听课，去图书馆看书，装成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晚上，他躲在费希特的地下室里，和那些人一起写传单、印传单、商量怎么把传单送到该送的地方去。
传单的内容五花八门。有的号召青年人参军，有的号召妇女捐钱，有的号召农民支援前线。但最多的，还是那一篇费希特亲手写的《告吾民书》：
“普鲁士的人民！德意志的人民！时候到了！法国人在俄国冻死了三十万，他们的皇帝逃回了巴黎，他们的军队溃不成军。现在不站起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们问：我们能赢吗？我告诉你们：能。不是因为我们的枪比他们好，不是因为我们的兵比他们多。是因为我们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而战，为自己的家人而战，为自己的民族而战。
法国人打仗是为了拿破仑，我们打仗是为了我们自己。这就是区别。这就是我们必胜的理由。”
弗里德里希每次读这些话，手都会发抖。
他想起父亲在耶拿失去的那条腿。想起母亲藏在鸡蛋里的那些银币。想起让在庄园里唱的歌，皮埃尔送的那枚勋章。想起汉斯说的“我会回来的”。想起洪堡问他的那些问题，费希特在课堂上讲的每一句话。
也许，他们等的那个“那一天”，真的来了。
七
二月的一个深夜，弗里德里希正在地下室里赶写一篇传单，门忽然被推开了。
一个人站在门口，身上落满了雪，脸冻得发青，眼眶深陷，颧骨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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