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七月廿三,京师,紫禁城。
酷暑的余威仍笼罩着皇城,但文华殿内的空气却比冰窖更寒。
崇祯皇帝朱由检坐在御座上,身形比两年前更显单薄,原本锐利的眼眸深陷,周围是浓得化不开的阴郁与疲惫。
他面前宽大的御案上,几乎被来自各地的题本、奏疏堆满,每一份都像是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也压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脊梁上。
“流寇李自成、张献忠残部复窜商洛,有窥视中原之意……”
“河南大旱,飞蝗蔽天,赤地千里,饥民鬻子而食,恐生大变……”
“蓟辽督师张福臻上报,东虏近日于辽沈之地调动频繁,哨骑越边次数陡增,恐有秋高马肥南下之意……”
“宣大总督梁廷栋急奏,虏骑大股已入塞,分掠蔚州、广灵、灵丘等地,州县告急,请速发援兵、粮饷……”
坏消息,几乎都是坏消息。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仿佛约好了一般,在这崇祯九年的夏秋之交,向着大明王朝发出最猖獗的咆哮。
帝国的国库早已空虚得能跑马,加派的“三饷”如同饮鸩止渴,逼得更多百姓投身“流寇”;而关外那个原本被称为“建奴”的政权,如今已改国号“大清”,皇帝皇太极正磨刀霍霍,每一次入塞,都像在帝国千疮百孔的身躯上撕开一道新的、血流如注的伤口。
崇祯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光滑的楠木桌面,发出沉闷的嗒嗒声。他的目光掠过一份份告急文书,最终停留在御案一角——那里单独放着一份来自宣大巡按御史的密奏。
内容他早已熟记:蔚州卫雷鸣堡防守官韩阳上报,于七月十一日至十八日,率堡内军士及境内屯兵,先后于雷鸣堡、新安堡等地,迎击入寇镶蓝旗虏骑,阵斩真鞑首级二百四十三颗,俘获盔甲、兵器、马匹无算,并迫使其残部北遁。
数字很扎眼,“二百四十三颗”。自东事兴起,明军斩获达此数级的捷报,屈指可数。宁锦大捷后,已多年未见。一个小小的防守官,一个偏僻的千户所城?
怀疑,几乎是本能地升起。
杀良冒功,虚报战果,甚至杀逃兵、杀百姓以充鞑首,这些边镇积弊,崇祯并非不知。
他初登基时,也曾热血沸腾,相信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誓言,结果呢?换来的是己巳之变,是皇太极的铁骑直逼北京城下,是袁崇焕的凌迟。
自那以后,他对边将的捷报,总带着三分审视,七分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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