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七月廿三，京师，紫禁城。
酷暑的余威仍笼罩着皇城，但文华殿内的空气却比冰窖更寒。
崇祯皇帝朱由检坐在御座上，身形比两年前更显单薄，原本锐利的眼眸深陷，周围是浓得化不开的阴郁与疲惫。
他面前宽大的御案上，几乎被来自各地的题本、奏疏堆满，每一份都像是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也压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脊梁上。
“流寇李自成、张献忠残部复窜商洛，有窥视中原之意……”
“河南大旱，飞蝗蔽天，赤地千里，饥民鬻子而食，恐生大变……”
“蓟辽督师张福臻上报，东虏近日于辽沈之地调动频繁，哨骑越边次数陡增，恐有秋高马肥南下之意……”
“宣大总督梁廷栋急奏，虏骑大股已入塞，分掠蔚州、广灵、灵丘等地，州县告急，请速发援兵、粮饷……”
坏消息，几乎都是坏消息。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仿佛约好了一般，在这崇祯九年的夏秋之交，向着大明王朝发出最猖獗的咆哮。
帝国的国库早已空虚得能跑马，加派的“三饷”如同饮鸩止渴，逼得更多百姓投身“流寇”；而关外那个原本被称为“建奴”的政权，如今已改国号“大清”，皇帝皇太极正磨刀霍霍，每一次入塞，都像在帝国千疮百孔的身躯上撕开一道新的、血流如注的伤口。
崇祯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光滑的楠木桌面，发出沉闷的嗒嗒声。他的目光掠过一份份告急文书，最终停留在御案一角——那里单独放着一份来自宣大巡按御史的密奏。
内容他早已熟记：蔚州卫雷鸣堡防守官韩阳上报，于七月十一日至十八日，率堡内军士及境内屯兵，先后于雷鸣堡、新安堡等地，迎击入寇镶蓝旗虏骑，阵斩真鞑首级二百四十三颗，俘获盔甲、兵器、马匹无算，并迫使其残部北遁。
数字很扎眼，“二百四十三颗”。自东事兴起，明军斩获达此数级的捷报，屈指可数。宁锦大捷后，已多年未见。一个小小的防守官，一个偏僻的千户所城？
怀疑，几乎是本能地升起。
杀良冒功，虚报战果，甚至杀逃兵、杀百姓以充鞑首，这些边镇积弊，崇祯并非不知。
他初登基时，也曾热血沸腾，相信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誓言，结果呢？换来的是己巳之变，是皇太极的铁骑直逼北京城下，是袁崇焕的凌迟。
自那以后，他对边将的捷报，总带着三分审视，七分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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