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元祐七年（注：此“宋”为承接唐祚之中原王朝，年号沿用旧制，公元1092年），深秋，东京汴梁，崇文院国史馆。
历经四百余载风雨，大唐帝国那曾经横跨三洲的庞然身躯，终于在内部社会变革、外部新兴势力崛起、以及那无可避免的治理成本与离心力多重作用下，于百年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以一种相对体面的“虚君共和”转型，将中央权柄和平移交给由更广泛阶层代表组成的“华夏联邦议会”。原大唐皇室作为象征性的“华夏联邦共主”被保留，居于长安兴庆宫，而政治经济中心则东移至汴梁。一个融合了古典王朝遗产与近代宪政精神的新时代已然开启。
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历史的追忆与评定，始终是这个古老文明血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崇文院国史馆，这座继承了唐代史馆传统、又经过改造的庞大建筑群，便是当代历史书写与评判的最高殿堂。此刻，馆内最核心的“千秋堂”中，灯火通明，檀香袅袅。数十位当世最具声望的史学家、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齐聚一堂，气氛庄重而肃穆。他们并非在进行激烈的辩论，而是在做一件更具终极意义的工作——为即将定稿刊行的新版《国史》（涵盖自上古至唐联邦转型的官方通史）中，关于“则天大圣皇后武曌”与“文正贞公李瑾”的最终盖棺定论，做最后的审议与确认。
主持审议的，是年逾八旬的国史馆总裁、史学泰斗司马光（此司马光亦为同名架空人物，经历与思想已因历史轨迹改变而不同）。他须发皆如银雪，面容清癯，目光却依旧清澈睿智，仿佛能穿透数百年的历史烟云。在他面前的长案上，摊开着墨迹未干的《国史·则天皇后本纪》与《国史·李瑾列传》最终审定稿。堂下众人，无论此前学术观点属于“新法”、“礼制”、“经世”抑或其他流派，此刻皆屏息凝神，等待着历史最终的“宣判”。
司马光的声音苍老而平稳，在寂静的千秋堂中缓缓回荡，每一个字都仿佛重若千钧：
“自天后临朝、文正秉政，至今已四百二十七年。其间王朝鼎革，制度演进，思想流变，疆域盈缩，世情翻覆，不可胜计。历代史家，对其二人之功过得失，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或誉之为拨乱反正、开天辟地之圣主贤相，光耀千古；或毁之为牝鸡司晨、变法乱制之祸首，遗毒深远。更有折中之论，试图分梳其善恶，权衡其利弊。然，青史铁笔，非为逞一时之论，非为迎合流俗，乃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后世立镜鉴。”
他稍作停顿，目光缓缓扫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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