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三年，九月深秋。
洛阳的朝堂，在经历了“朝议均田制”的激烈交锋后，陷入了一种奇异的胶着与暗流涌动。天后的意志明确如剑，指向土地兼并这一痼疾。政事堂领衔，各部衙署参与的土地改革章程制定班子，在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下开始运转。狄仁杰、李瑾、韦待价、崔神基等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既要顶住守旧派的明枪暗箭，又要绞尽脑汁，在错综复杂的利益与现实中，寻找一条可能走得通的路。
然而，令李瑾和武则天都感到心头微沉的，并非仅仅是山东高门、关中勋贵等传统“旧阀”的顽固抵抗。更令他们警惕和痛心的，是那些在“仪凤新政”中崛起、曾被他们寄予厚望、引为臂助的“寒门新贵”们，在触及土地这一核心利益时，所展现出的令人齿冷的转变。
第一个明确的信号，来自汴州。
“黜陟使”衙署派往汴州的干员，在追查漕运贪墨案、顺藤摸瓜触及当地土地兼并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这阻力，并非来自传统的地方豪强郑国公崔氏（崔氏在朝堂上尚有顾忌，且其家主在洛阳，地方上主要由旁支经营），而是来自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汴州刺史，崔浞。
崔浞，出身博陵崔氏远支，早年家道中落，属于“破落户”。但其人精明强干，尤善理财，在地方任上政绩斐然，特别是在推行“新市税”、发展工商业方面颇有建树。武则天看中其能力，力排众议，将其从一介县令，破格提拔为汴州这漕运、商贸重镇的刺史，引为新政干将，是典型的“寒门新贵”代表。在“媚娘怒惩贪”的风暴初期，崔浞也表现得雷厉风行，配合狄仁杰，查处了几个漕司蛀虫，赢得了“铁面”之名。
然而，当调查的触角，开始指向汴州境内几桩涉及大规模土地兼并、手段隐秘但性质恶劣的旧案，而兼并的受益方，隐隐与崔浞的妻族、以及几位通过“新市”政策与他建立起紧密利益往来的地方大商贾有关时，事情变得微妙起来。
先是调查进度无故迟滞，关键证人要么“突然暴病”，要么“远走他乡”。接着，汴州官府提供的田亩、赋税卷宗，开始出现“缺失”和“难以核实”。最后，崔浞本人，这位曾经的新政急先锋，向狄仁杰派去的使者，递交了一份措辞委婉但态度坚决的“陈情书”。
书中，崔浞先是表了一番忠心，回顾天后知遇之恩，陈述自己在汴州“夙兴夜寐，推行新政，发展工商，惠及黎庶”的政绩。然后，笔锋一转，谈及土地兼并案：
“……然，兼并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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