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后邳州以上的黄河之事,不再受运道所扰,卿岂不可以安心河事?」
「也只有如此,运河的归运河,黄河的归黄河,才能令出一门!」
治理黄河是历代治国兴邦的大事,青史上有关河渠、沟恤、五行、地理志等的记载中,有关黄河的典籍之多,数不胜数,冠绝天下大河。
但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限制,千年以降,从未能于根本上解决黄河的灾害问题。
其中生产力当然是决定性因素,但生产关系,尤其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有明一代,黄河决溢泛滥,自始至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治理黄河的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思想指导。
重音不发在「思想指导」,在于「统一」二字一并不是没有治河的思路,反而是因为思路太多了,以至于无法形成一致。
一方面来说,负责人的变动,过于频繁。
河道总理一职于正德十一年设置,短短六十余年里,便有三十余人担任此职。
万历年以前,担任河道总理任期长一点的像翁大立,还能干个两个年;短一点的像戴时宗、胡瓒宗这些河道总理,往往只干了十个月,连个堤坝的工期都不够,就卷铺盖走人了。
每一位治河专家都有自己的治河思想,一种方略在短时间内还未收到很好的效果,即被放弃,如此频繁的更替,有司的工作自然也很难开展。
另一方面,即便是河道总理,也无法在治理黄河一事上一言而决。
万历元年以后,中枢对大臣任期进行了改制,要求三年一考,任期未满前不轻易调动,才出现了潘季驯在河道总理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六七年的奇观。
但即便如此,朝廷内部依旧有前任河道总理傅希挚、工部尚书朱衡、乃至科道言官,不断提出自己的方略,厚此薄彼,争执不休。
各种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治理黄河统一思想的形成,大大影响了治河的成效。
这是着手大治黄河前,必须直视的路线之争。
同样,也是今日海口会议,必须解决的问题。
话说到这个地步,朱翊钧已无再多言语,只正色问道:「黄河之事稍后定论,无论如何,朕都交予卿来操办。」
「潘卿,还敢于任事么?还能于任事么!?」
潘季驯被皇帝抓住双手,飘飘然只觉双脚离地,他咬紧牙关,震声喊道:「必不负陛下重托!」
不过他仍不忘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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