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以降，自国家建制以来，反时代潮流而动的权力异化，及其表现的腐败现象，便开始潜生闇殖，蚀政害俗，靡所不至。
盖因建立在以暴力强制为基础的公权力，从其产生就暗含着可能脱离公共属性，表现出逐渐变质腐败的趋势。
出于维系社稷之需，抑或者出于当国者朴素的情感、理想，历朝历代或多或少皆曾施以裁抑纠劾。
但是整个政体的腐败，往往又因各自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存在，而不能彻底地根除。
大明朝自开国以来，太祖高皇帝就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甚至不惜动用剥皮草这等酷刑，亦是收效甚微。
二百年过去，也不曾找到更好的出路。
时至如今，由万历皇帝站台，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首倡，都御史海瑞查办两淮盐政案为肇端，万历新政再度举起了反腐的旗帜—一面对大明朝世变之秋，也就是社会转型时期的贪官污吏，朝廷必然会毫不手软，予以遏制。
那不禁有人要问。
如今的反贪，又与此前历朝历代，有何不同？
换句话说，万历二年由八大宗师论道，所奠定的新儒学根基，在于公平与进步二词，既然是以新学思想指导的新政下的反腐，公平在哪里？进步在哪里？
为此，万历皇帝曾在文华殿上做出过论述。
他说，新政下的反腐，非在严刑峻法之差别，而在立意根本之区分。
在出发点上，不再是为了调节朝廷官吏们内部的利益矛盾，而是为天下财富分配的转型保驾护航一反贪，是解决分配的问题的一部分。
在切入点上，摈弃集中办大案的一劳永逸、为国敛财等「一时权宜之计」，要求顺应世变之秋，常态化、制度化反贪，是要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
所以，徐州河漕贪腐一案中，逞万历皇帝一时快并不是终点，深挖徐州腐败的因果，完善河漕制度，改善百姓生活，才是这次徐州反腐工作的落脚点。
前者有手就行，撒完气还浑身通泰；后者才是查漏补缺的正事、大事，行在都察院的御史们已经在云龙山上不眠不休数日了，仍旧没有看到头。
「这是徐州都水分司、州衙关于衙门日常运转的陈述，这是兵备道、户部分司等衙署的存档卷宗，还有一些对士绅乡贤、河工小商的讯问笔录————」
清晨，云龙山兴化寺的某间禅房内，一摞又一摞的卷宗，堆满了案头。
众人的声音都很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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