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泄压的集权，可能变成永久独裁。或者，本应是保护城邦的机制，可能被用来服务个人野心。”菲莱指着记录，“看，三十年前那次，领导者在地米斯托克利流放后试图建立长期寡头统治，最终失败被杀。但过程造成了巨大伤害。”
莱桑德罗斯继续研究，发现另一个线索：每次这类网络出现，都会有一个象征性的“仪式时刻”——通常是重大公共事件，如公民大会特别会议、重要审判、或军事危机爆发。在这个时刻，网络会公开提出权力要求。
“明晚是新月，后天是过渡委员会向公民大会报告筹资情况的日子。”菲莱计算时间，“如果我是Η，我会选择在那个时间点行动。”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
“记录，预警，但不要直接对抗。”菲莱的建议与米隆相同，“如果我们现在公开指控，没有确凿证据，反而会被打成‘破坏团结’。我们需要让Η自己暴露。”
这个策略被动而危险，但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七、平民的日常生活
与此同时，在雅典的街巷中，普通人的生活仍在继续，但明显受到了影响。
面包价格又涨了，因为谷物供应不稳定。鱼市上，新鲜海鱼减少，咸鱼成为主流。陶匠们接到的新订单大多是实用器皿，装饰性陶器几乎无人问津。学校里的孩子们被告知，体育训练时间减少，要帮助家庭收集柴火和跑腿。
在卡莉娅的医疗站，前来就诊的人中，真正的伤病减少，因焦虑和营养不良导致的症状增多。一位母亲抱着咳嗽的孩子，绝望地说：“祭司，我买不起蜂蜜了，有什么便宜的替代品吗？”
卡莉娅教她用煮梨水加一点盐，虽然效果有限，但至少能缓解。医疗站的草药储备在减少，她开始组织妇女们去城墙外采摘野生的药用植物。
马库斯的码头工人团队中，也开始出现分歧。年轻工人倾向激进，认为应该用罢工要求更好的待遇和明确的政治立场。老工人则更谨慎，担心过度行动会被指责为“在战时破坏生产”。
“我们不能让雅典从内部垮掉，”一位老舵手在工人集会上说，“但同时，我们也不能默默承受不公。平衡点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分裂只会让敌人高兴。”
这种普遍的困惑和焦虑，构成了Η和类似势力活动的土壤。当人们对现状不满，对未来恐惧，又看不到明确的改善路径时，就容易接受激进方案——哪怕知道有风险。
八、德尔斐的最后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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