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欧诺马斯。老副官到来时,看到名单,面色瞬间苍白。
“解释。”将军只说了一个词。
欧诺马斯沉默良久,最终说:“我妻弟确实参加了聚会,但他说那只是‘商业讨论’,关于战争时期的投资机会。我不知道涉及背叛。”
“你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将军声音严厉,“欧诺马斯,我们共事二十年。如果你知情不报……”
“我发誓不知情!”老副官激动道,“但如果我妻弟真的卷入……将军,请允许我亲自调查。如果属实,我会亲手逮捕他。”
这个请求合理但危险。将军权衡后同意了,但派了两名亲信“协助”。
离开指挥室时,欧诺马斯的背影显得苍老了许多。忠诚与亲情的冲突,正在撕裂许多雅典家庭。
四、广场上的分裂
午后的广场讨论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理性。人群明显分成三派:
一派以老年公民和手工业者为主,坚持“传统民主路线”,认为任何集权都是背叛雅典精神。他们的领袖是一位退休修辞学教师,演讲充满激情但缺乏具体方案。
另一派以商人、部分年轻知识分子和焦虑的市民为主,主张“务实改革”,认为非常时期需要暂时集中权力以提高效率。他们提出了具体建议:成立五人“危机执行委员会”,任期三个月,权力限于军事和后勤,期满后向公民大会报告。
第三派人数最少但声音最大——激进派,公开质疑民主制度本身。他们的发言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律师,口才极佳:“斯巴达为什么强大?不是因为神眷顾,而是因为制度高效!一个国王决策,长老会建议,公民服从。而我们呢?五百人议会争论,公民大会投票,结果是什么?是西西里的惨败!是现在的危机!”
这种言论以前会被喝倒彩,今天却获得了不少掌声。绝望正在侵蚀雅典的民主信念。
梅利托斯试图引导讨论回到具体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改进决策效率而不失去民主监督?有没有折中方案?”
但人们已经听不进去了。情绪代替了思考,简单答案比复杂方案更有吸引力。
在人群边缘,莱桑德罗斯观察到几个熟悉面孔:港口那位活跃的小商人、一位在申诉处频繁抱怨的富商子弟、还有两位自称“中立观察者”但明显在记录发言的人。这些人分属不同群体,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在煽动对立,激化矛盾。
他想起卡莉娅的分析:Η可能通过代理人操纵民意,制造混乱,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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