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程序拖延来削弱。
他决定绕过财政部门，寻求其他支持。
一、陶匠的见证
莱桑德罗斯首先找到德米特里。在改造旧仓库的工地上，工匠们正在忙碌。锯木声、敲击声、搬运材料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充满生机。
“我们需要资助，”莱桑德罗斯开门见山，“财政那边卡住了。”
德米特里擦去额头的汗水：“需要多少？”
莱桑德罗斯估算了一个数字。德米特里听后沉默片刻，然后说：“我可以动员工匠网络。每个人捐一点材料、一点时间、一点钱。我们不需要奢华，只要基本功能。”
“但这会增加你们的负担。”
“申诉处也是为了我们。”德米特里说，“如果工人遇到欠薪、工伤、不公待遇，可以来这里申诉。这比私下抱怨或忍气吞声要好。”
他召集在场的工匠们，简单说明了情况。反应出乎莱桑德罗斯的预料：
一位老木匠说：“我仓库里还有些多余的木板，可以拿来做桌子和椅子。”
一位年轻石匠说：“我识字，可以当志愿者书记员，每周来两天。”
一位陶匠的妻子说：“我可以烧制一批特制的陶片，用来做档案标签，比羊皮纸便宜耐用。”
甚至有一位退休教师主动提出：“我可以培训接待员，教他们如何倾听、如何提问、如何记录。”
这种自发的支持让莱桑德罗斯感动，也让他看到希望：雅典公民社会中存在着强大的自我组织能力，这种能力不依赖于官方机构，而是基于共同利益和互助传统。
下午，第一批捐赠物资开始送达旧仓库：几捆芦苇纸，十几块蜡板，几罐墨水，各种工具。德米特里组织工匠们制作家具，效率惊人。到傍晚时，接待区已经有了雏形：三张长桌，十几把椅子，一排档案架，甚至还有一个简单的分区屏风。
莱桑德罗斯站在逐渐成形的申诉处中央，感到一种奇特的满足感。这不是通过权力命令建立的东西，而是通过合作和共享创造的。它的每一块木板、每一把椅子、每一件工具，都带着捐赠者的指纹和期望。
德米特里走到他身边，低声说：“但有件事要注意。安提丰的人可能会派人来‘申诉’，制造混乱，消耗我们的精力。”
“怎么应对？”
“建立核实机制。”德米特里说，“要求申诉者提供基本身份信息和证据线索。如果是明显捏造或重复申诉，记录下来但不深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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