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住了心神。她想起临行前陈思源和林薇的叮嘱：“这不是一场能轻易取胜的辩论。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服所有人，而是撕开一道口子，让另一种声音、另一种逻辑，进入这个长期被旧思维垄断的场域。”
“教授，我们并非要否定历史复杂性，也非主张简单的一刀切。”苏瑾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研究员特有的执着，“我们只是认为，在人类文明迈向更强调责任、透明与修复性正义的时代，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运用新的工具，对历史遗留的伤痛进行更精细的审视和更负责任的回应。‘文明算法’的模拟显示，基于证据和协商的、渐进式的文物回归与共享，不仅不会摧毁博物馆和文化交流，反而可能催生基于真正平等尊重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激发更深层的文明对话与研究。至于‘文化民族主义’……寻求自身文明的记忆完整与尊严，是所有民族的天然权利。当这种权利建立在实证与普世伦理的框架下时，它不应被污名化，而应被视作文明间健康关系的基础。”
她的话引起了一阵低声议论。艾略特爵士眉头紧锁，显然不满于“旧思维垄断”的潜在指控。法国代表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什么。美国代表则抱臂向后靠去，一副“拭目以待”的表情。
就在这时，俄罗斯代表团的一位中年学者，以斯拉夫语系特有的浑厚嗓音，通过翻译器发言：“我注意到，苏博士的发言和‘文明算法’模型中，多次提到‘文明韧性’、‘动态平衡’和‘历史经验迭代’。这是否意味着，华夏文明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有其独特的、源于自身漫长连续历史的哲学与方**资源？这种资源，是否可能为陷入僵局的全球文化遗产争论，提供新的思路？”
这个问题相对中性，甚至带有一丝学术探讨的善意。苏瑾精神一振，抓住机会：“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是的，‘文明算法’确实深深植根于华夏文明‘敬天法祖’、‘鉴往知来’的智慧传统。我们注重系统整体性，相信解决方案往往存在于动态平衡与多方共赢的探索中，而非零和博弈。我们尊重历史经验的积累，强调从长时段、大脉络中寻找启示。例如，在文物归还问题上，我们不仅关注‘物归原主’的结果正义，也关注这一过程如何促进文明间的理解与和解，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更健康的文明关系生态。这或许可以称为一种‘关系性’和‘过程性’的伦理视角，与某些更侧重‘权利绝对性’和‘结果即时性’的视角有所不同。我们愿意分享这些思考，供国际社会参考。”
接下来的提问和辩论，在各种质疑、探讨、乃至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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