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李纯想起了唐朝著名的“牛李党争”就是发源于此，“牛李党争”前后搞了几十年，朝臣分成两派，反复内斗，成为唐朝晚期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读史的感受上来讲，李纯一直比较欣赏李吉甫、李德裕的能力，属于挺李反牛派，对牛僧孺、李宗闵等清流派非常不感冒，历史证明这几个人办事确实不靠谱。
李纯认为，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个国家的兴盛关键还是要靠一批能干的大臣，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而不是只知道评判是非、标榜正义的士大夫。
恰恰，中国古代的官场，对如何治国、富民、强军方面，操心不多，在一些事关面子、礼仪、改制等方面，斗的你死我活。
所谓振兴唐朝，缺的不是只会评判他人的清流狂儒，而是缺能够帮朝廷办事的能人，未来还有很多大事要做，李吉甫是不可或缺的人才。
如果把只会人身攻击、指摘缺点的学子评为举人，就会助长这种崇尚清谈的歪风邪气，导致谁干的多、谁就可能错的多，谁就被批评的多。
事实上，那些不怎么干事的人，不知道解决问题的艰难，用完美主义要求别人，往往是苛于待人，宽于律己，真正自己犯错了，又会给自己找一大堆理由，李纯对这种人非常反感。
如何处理此次科举案，就是以后要选择哪一种人的态度，李纯思前想后，还是决定站在李吉甫这一边，出手打击杨于陵等人，李纯需要的是能办事的循吏，不是只会空谈的清流。
李纯在前世时，读明史时对万历年间那一段印象深刻，首辅张居正本身也有一些缺点，但是有魄力、能办事，搞了很多改革措施重振已经衰落的明朝，却引来很多所谓清流的攻击，死后被抄家，搞得大臣都不敢任事，纷纷玩躺平，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李纯回想，自即位以来，自己带着几个重臣，为了解决唐朝存在的问题，想了多少办法，费了多少精力，形势才逐步好转。
这些士子不懂事也罢，杨于陵难道看不见，也不懂吗？居然录取这样的士子成为进士，科举取士还有什么意义？
李纯决定，必须采取措施，摆明态度，下旨取消此次科举取士的结果，将礼部尚书杨于陵外放为岭南节度使，由礼部侍郎王播接任礼部尚书。
至于王涯和韦贯之，李纯觉得他们还不算顽固，只是将他们训斥一番，没有贬官处理。
这两个人后面改变态度，多做事、少议论，逐步取得了李纯的谅解。至此，清流派基本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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