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头，“你能想到此节，甚好。然知易行难。你如今首要之事，仍是打好中学根基，语言文字、历史典籍，乃是我民族文化命脉所在，断不可荒废。至于西学新知，可循序渐进，多方涉猎，但须以我为主，消化吸收，切不可盲目崇洋，数典忘祖。”
“儿子明白。”小寅恪认真点头，“父亲常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儿子当铭记。只是……谭世伯的《仁学》里，似乎对‘中学’之‘体’，批判甚烈……”
陈三立目光一凝，心中再次被触动。他沉默良久，方道：“谭世伯之言，乃非常之时的非常之论，其心可悯，其志可哀。他所欲冲决的，是那禁锢人心、阻碍进步的腐朽之‘体’，而非我中华数千年文明之精粹。这其中的分辨，需大智慧，大见识。你如今尚小，可存此疑问，待将来学识既丰，阅历既广，自能体会其中深意，做出自己的判断。”
陈三立没有给出非此即彼的答案，而是引导儿子思考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开放而严谨的教育方式，正是陈氏家学的精髓所在。
四
秋深了，西风渐厉，吹得精舍周遭的竹木飒飒作响，似有金铁之音。
一日，陈三立收到一封辗转从日本寄来的信，是梁启超所书。信中除问候起居，谈论诗艺，还附有一份《清议报》的剪报，上面刊登了林圭、秦力山等原时务学堂学生在长江流域发动“自立军”起义失败、林圭等人英勇就义的消息。报道旁有梁启超的批注，痛惜“又一批热血青年，继复生兄之后，殒命于救国途中”，并感叹“革命排满之声日高，而稳健改革之途愈窄”。
陈三立读罢，独坐精舍，半晌无言。林圭，那个在时务学堂中目光炽烈、曾向谭嗣同追问“忠君之道”的少年，最终选择了比谭嗣同更加激烈、也更加直接的反抗道路，并付出了同样年轻的生命。谭嗣同的思想种子，竟如此之快地催生出了血与火的行动之花，只是这花朵，旋即被狂风暴雨摧折。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猛烈的西风灌入，吹得案头诗稿翻动。他仿佛听见了刀剑的碰撞，听见了年轻的呐喊与临终的怒吼，听见了长江的呜咽与时代的悲号。那些声音，与他精舍的宁静、溪山的清响，是如此格格不入，却又如此真切地构成了这个时代分裂的、痛苦的灵魂。
他想起自己诗中那句“江湖魑魅剧相猜”。如今看来，这“江湖”何尝不是整个神州？魑魅横行，志士喋血，道路分歧，前途茫茫。
他提笔，想再写些什么，却觉笔墨滞涩，难以成篇。最终，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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