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昌，进贤门外，赁居的一处旧式院落。
时值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深冬，赣江之畔的寒气，比长沙更加湿冷刺骨。
正房东厢房内，药气弥漫，苦涩中夹杂着各种复杂的味道。炭盆烧得旺盛，却驱不散那股从病体深处透出的衰颓之气。陈宝箴倚在枕上，身上盖着厚重的棉被，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唯有偶尔睁开的眼睛，还残留着一丝昔日的敏锐，但也很快被疲惫与浑浊覆盖。自去岁秋末革职归赣，舟车劳顿，加上心绪郁结，他的咳喘之症便一日重似一日，入冬后竟至卧床不起。
陈三立端着一碗刚煎好的汤药，坐在父亲床前的矮凳上。他穿着家常的深灰棉袍，袖口已有些磨损，神情专注，用平瓷小匙将药汁吹温，再小心翼翼地喂到父亲唇边。
“父亲，慢些。”
陈宝箴勉强进咽了几口，便摇头示意不要了。他喘了几口气，目光落在儿子沉静的脸上，声音嘶哑：“这些事……让下人做便是。你……自己也要当心身子。”
“不妨事。”陈三立放下药碗，替父亲掖了掖被角，“儿子侍奉汤药，是本分。下人们虽尽心，终究不如儿子亲手来得仔细、贴心。”
陈宝箴闭目歇了片刻，又睁开眼，望向糊着高丽纸的窗棂，窗外是灰蒙蒙的天井，几茎枯竹在寒风里瑟缩。“今日……初几了？”
“腊月二十二了。”陈三立答道。
“哦……快祭灶了。”陈宝箴喃喃道，“在长沙时，此刻衙门里……也该封印了。”他的话语里带着一丝遥远的恍惚，仿佛想起了那些前呼后拥、案牍劳形的岁月。旋即，那丝恍惚化为更深的落寞与自嘲，“如今……倒是清闲，真正的‘无案牍之劳形’了。”
陈三立听出父亲话中的苦涩，温言道：“父亲正好将养。待春暖花开，精神定能健旺。西山老宅那边，儿子已遣人去修缮，开春后便可搬回去，那里空气清爽，更利休养。”
陈宝箴不置可否，目光转回儿子脸上：“你……这些日子，在做些什么？”
“读些旧书，偶有涂鸦，打发时光而已。”陈三立语气平淡。他不敢告诉父亲，自己深夜往往难以入眠，那些湖南新政的往事、同仁的音容、家国的忧愤，常常如潮水般涌来，逼迫他将满腹块垒，化为纸上艰涩沉郁的诗句。他的诗风，正从早年的清俊，转向此刻的深挚苍凉，后世所谓“同光体”的沉郁顿挫，便在这南昌冬夜的孤灯下，悄然成型。
“读读书……好。”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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