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啪啪啪~”
江振邦汇报完，掌声雷动，
很多领导一边鼓掌，一边看着幕布上的投资数字……
实际上，不管过去还是未来，省属国企上缴国有资本收益，那是白纸黑字写在法律里的强制性义务。
总院出政策，省政府定细则，企业负责人再怎么在财务账上腾挪闪转，再怎么喊给我留点，我要经营企业，扩大生产…该交的利润一分也少不了。
道理粗暴且直接：国企是政府的钱袋子，国企领导本质上就是替政府打工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老板从自家兜里掏钱，打工仔敢说半个不字？不服气就交钥匙走人，门外排队等着接班的处级厅级干部能绕大院两圈。
这种涸泽而渔的模式，恰恰是国企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一路滑坡的隐疾。上级财政伸手要钱从不手软，企业自身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往往被排在开支的末位。
利润交了，折旧也交了，连流动资金都卡得死死的，拿什么跟外资和民营竞争？正因如此，中枢才三令五申强调政企分开，大力推动国企改革。
所以到了现在的九十年代末，情况与过去和未来相比都不一样，非常特殊！
因为国企改革关键时间，全国大中型国企三分之二亏损或停产，几千万工人的饭碗悬在半空。宏观政策的基调是休养生息，暂免利润上缴。
整体不交是大背景，交的是少数效益特别好、日子过得滋润的企业。
绝大多数企业即便账面有利润，也不用掏。
去年才刚升格为省属的兴科集团，自然在“大多数”之列。
但不排除有心人惦记，兴科也确实太有钱了。
借助今天省市高层来视察，江振邦就要抓住这个机会，让省一省二公开表个态……哪怕省里一分钱的真金白银都不掏，也别在兴科这割肉啊。
掌声渐渐平息，会议室重新归于安静。
坐在主位的省委书记金瑞泽端起茶杯润了润嗓子，目光扫过全场。
“振邦同志刚才的汇报，信息量很大，也让人提气。”
金瑞泽的声音在会议室内回荡，语速不快，却透着定调的分量：“这让我特别感慨。兴科从一个县里濒临破产的无线电小厂，发展到今天这个产值规模，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个速度，放在全国来看是相当罕见的。哪怕放在全世界的信息产业发展史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省委对兴科的定位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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