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您的父亲出事了,请来一趟医院。”没有“请节哀”,没有“我们尽力了”,就是一句干巴巴的话,硬生生地把她的世界劈成了两半——一半是父亲还在的过去,一半是父亲不在了的以后。
她去了医院,看到一块白布。白布下面是她父亲。她没有哭。从那天起她就很少哭了。眼泪是软弱的标志,而她没有软弱的资格。她要活下去,要把父亲的公司拿回来,要找到那些害死他的人,要让他们一个一个地付出代价。
她做到了前面几件事。现在,最后一件也快要做到了。
苏砚将文件装进公文包,换了一身深蓝色的西装,对着镜子涂了口红。镜子里的女人眼神锋利,嘴角抿成一条直线,看不出任何情绪的波动。但她知道那只是表象。真正的情绪不在脸上,在指尖——她的手指正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某种被压抑了太久的期待。
猎物终于要落网了。猎人的手,总是会在这个时候发抖的。
十点差五分,苏砚准时出现在律协大楼的门口。陆时衍已经等在台阶上,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看到苏砚走过来,他抬手看了一眼手表。
“你早到了五分钟。”
“你也是。”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没有再多说话。有些默契不需要语言,就像有些信任不需要解释。他们并肩走进大楼,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电梯间的镜子映出他们的身影——一个高挑清瘦,一个利落干练。两个人都站得笔直,像两棵并肩生长的树。
“昨晚谢谢你的早餐。”苏砚先开口。
“不必客气,用你厨房里的食材做的。”
“所以那个小笼包也是你现包的?”
“冰箱里有肉馅和面皮,顺手的事。”
苏砚看了他一眼。这个男人说“顺手的事”的时候,表情平淡得像是去楼下取了个快递。但她知道,包小笼包不是顺手的事——要调馅,要擀皮,要一个一个地捏褶子,没有一个小时根本做不完。他凌晨几点睡的?四点?五点?
“陆时衍,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
“你总是把很难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陆时衍微微侧头,看了她一眼。电梯里的光线很暗,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两块被敲开的冰,冷的外表下藏着一种透亮的光。他轻轻翘起嘴角,那弧度极小,但苏砚还是捕捉到了——那是他在笑,用他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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