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是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的分水岭
苏：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是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的分水岭。那一年理想主义的终结，使得我们不得不在惶惑的状态里各自寻找精神的出路，很大程度上它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选择。我深信迟早会对那一年做出公正的评价，可我们正在不甘心中老去。
朱：其实我当时没在北京，在牡丹江这个偏僻的小城，那场飓风之后，市主管领导下指示，说要对我这个人实行“以干代工”的政策，过去我们知道70时代的“以工代干”，干好了可以转为干部，现在竟然反过来了，要我以干代工，必须反省，不能写稿，到排版车间当工人。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干了，可我的行动也被控制的，不能离开牡丹江，我只好撒谎，说去大庆看我姑姑，实际上我是跑到了大连。我的一个小诗妹，也是我的崇拜者，在大连《海南经济报》记者站工作，她认识了一家民营企业，说需要金融管理人才。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我学的专业可以派上用场了。
苏：看来在中国一个诗人应该多学几门生存的手艺。
朱：去大连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还是长发披肩，穿着摇滚青年那样的打扮，直接去了人家的办公室。公司的办公室在四星级的大酒店，所有的办公室人员一律西装革履，我进去后反差特别大，估计他们觉得来了个艺术家。公司老总说，朱先生，对不起，勉为其难，我们这是企业，我们不是文化馆，麻烦你去把头剃了。当时我很痛苦，头发不仅仅是一个头发的问题，它已经成了尊严的象征。被逼无奈，我找到大连最好的国营红星理发店，剃去伴随我多年的长发，第一次喷了摩丝，觉得特别不适应，又去另一个理发店找了把木梳把摩丝全部梳掉。坐在金碧辉煌的办公室里，俯看大连最繁华的大街，看到现代生活，看到商业的繁荣，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我的生活将从此发生巨变，要跟过去的生活跟我用命抗争的诗歌一刀斩断。
诗让我们结识了一生的朋友
苏：从你大学开始，一直到1989年你和诗歌所谓的一刀斩断的时间里，哪些人在你的诗歌生涯里，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者对你有至深的影响。
朱：应该说从语言上，从诗歌的表现方式上，有几个节点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个是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我看到张小波、于坚、伊甸等人的诗，他们的诗当时对我有比较大的刺激，觉得诗歌可以这样表达，包括自己后来写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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