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4日下午两点十七分，香港启德机场。
朱塞佩·托纳多雷走出海关时做的第一件事，是蹲下来摸了摸地面。
这个二十九岁的意大利导演，穿着皱巴巴的卡其裤和旧皮靴。
背着一个塞满胶片的帆布包，看上去像个迷路的背包客。
跟在他身后的制片人安东尼奥，想要帮忙拎包，被托纳多雷摆摆手拒绝了。
“赵先生？”
托纳多雷用生涩的中文发音，然后切换成带着浓重西西里口音的英语。
“我在罗马看完了你们寄来的所有东西。三十七公斤史料，我托运超重费付了四百美元。”
赵鑫握住他伸过来的手，发现这位导演的手掌粗糙得像工人。
“欢迎来香港。先去酒店？”
“不。”
托纳多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笔记本。
翻开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意大利语和中文拼音。
“第一站，深水埗。陈记糖水铺。现在就要去。”
安东尼奥急着要说话，被托纳多雷抬手制止：“合约的事晚上谈。我先要确认一件事，你们是不是真像史料里显示的那样，敢拍出所有真相。”
车里，托纳多雷一直盯着窗外。
当车子驶入深水埗老街时，他突然让司机停车。
“这里，”
他指着街边一栋正在拆除的唐楼，“在罗马看照片时，我就在想，香港的老房子拆起来是什么声音。”
他推开车门走下去，在尘土飞扬的拆迁现场，站了足足三分钟。
工人们用铁锤砸碎砖墙，旧木梁断裂时发出干涩的呻吟。
托纳多雷从帆布包里，掏出便携录音机，按下了录音键。
回到车上时，他衬衫领口沾了灰。
“1938年槟城的橡胶园宿舍拆毁时，也是这个声音。”
他说，“殖民政府要扩建公路，三百户华工家庭三天内被赶走。有个老人抱着门框不肯松手，警察用警棍敲断了他的手指。断骨的声音，应该和刚才那根木梁差不多。”
赵鑫看着他：“您怎么知道这些细节？”
托纳多雷从帆布包深处，抽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份，泛黄的英文报告复印件。
“伦敦殖民部档案，编号CT/1938/0472。我在大英图书馆泡了三天，才拿到复印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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