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打官司，是要回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户口本复印件。“这些东西在他们手里，我不放心。”他说。
周远帆一直在潜水。陈阳私聊他，过了好久他才回，发来一段十五秒的录音。录音里方远说：“不交手机就按缺勤处理，缺勤三天终止资格。”就这么一句话，不紧不慢的，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陈阳把这十五秒单独截出来，放进了投诉材料的首页。最有力的证据，往往最短。
到下午四点多，林晓又拉了两个人进来。一个是她隔壁寝室的张婷，手机已经被方远收走三天了，只能用室友的手机偷偷联系外界。另一个是经管学院的陈旭，他的合同比别人多了一条补充条款——因为他“表现良好”，被要求实训结束后配合甲方做项目推广，推广什么，条款里没写。
群成员从五个变成了七个。
七个人，七种不同的受害方式。但根子是一样的，都长在那份合同里，都长在方远的那套话术里，都长在“怕影响毕业”那四个字里。
晚上，陈阳把所有人的材料汇总到一起。合同截图来自四个人，每个人的版本都不一样——有人被要求交了户口本，有人被要求交了父母联系方式，有人连学信网密码都交了出去。方远看人下菜碟，对不同的人提不同的要求。
陈阳把这些差异整理了一下，越整理越觉得后背发凉。身份证、户口本、学籍报告、征信报告、通话记录、父母联系方式、宿舍门牌号、辅导员姓名——一个实训项目，凭什么要这些东西？
他把这句话写在了投诉材料的封面上。
晚上九点，陈阳在群里发了最后一条消息：明天下午两点，学校咖啡厅碰头。不能来的语音连线。我们要统一口径，然后一起去找学院。
林晓回了一个“到”。方蕾也是。于浩也是。孙铭也是。周远帆最后一个回的，只有一个字：“到。”
陈阳打开电脑，开始写投诉信的正文。他换了一种写法，不说情绪，只说事实。
他写了自己和另外六个人的身份，写了参加的项目，然后一条一条地列问题：签约企业的实缴资本是零，经营范围跟生态修复没关系；合同条款里有违反民法典的地方；项目负责人拿“失信档案”和“影响毕业”威胁学生；项目组收手机、交通话记录，要各种隐私信息；宣讲会上承诺的食宿补贴选调优先，在合同里要么没了要么变成了空话。
他写完之后又读了一遍，干巴巴的，像一份实验报告。但实验报告不需要好看，需要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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