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建筑工人，四十五岁，尿毒症晚期。在等待名单上排了两年，还有三个月就能轮到了。但他那个肾，质量一般，给了海外客户也能用。”吴经理声音平静，“周主任，那个建筑工人就算换了肾，也干不了重活了。他的后半生也就是个废人。但海外客户是个企业家，换了肾还能再活二十年，创造多少价值？”
周永年看着那个公文包。
他想起儿子红着眼睛的脸。
“我需要做什么？”
“很简单。”吴经理说，“在下周的移植评估会上，您提一句‘1号患者合并感染，手术风险过高’。评估小组自然会顺着您的意思讨论。会后出个记录，就说‘经集体讨论，建议优先考虑3号患者’。3号就是海外客户。”
周永年拿起公文包，打开。
三十万，一捆一捆，崭新的钞票。
他合上包。
“我会考虑。”
一周后的评估会上，他说了那句话。
建筑工人在等待中病情恶化，两个月后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的时候四十六岁，儿子刚上初中。
海外客户手术成功，多活了十二年，最后死于车祸。
周永年用那三十万交了赞助费。
儿子进了省城最好的初中，后来考上重点高中，考上浙大，现在读博。
一切都很值。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
加急费从三十万涨到五十万，一百万，两百万。
他学会了更安全的操作方式：不再亲自在评估会上发言，而是让手下的年轻医生“提出疑虑”；不再直接收现金，而是通过海外医疗咨询公司走账；不再只做一锤子买卖，而是建立长期客户网络。
每台加急手术，都是纯利润。
那些被挤掉名额而在等待中死亡的患者，在他的世界里，渐渐变成了病历系统里的一个灰色名字。
直到王启耀死了，陆明远死了，郑经伦死了。
周永年睁开眼，看向窗外。
夜色中的龙城灯火通明。远处仁济医院的住院部大楼，二十一层，每层都亮着灯。那些灯光下面，躺着几百个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
他们不知道，自己等的东西，可能永远不会来。
因为那些器官已经被标好了价格，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
周永年收回目光，看了眼办公桌上的电脑。
屏幕右下角弹出一条新闻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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