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金，用老式单边带电台回一个码，他在岸上收码，凭码放行他那一头的水库钥匙。”
“所以抓他，有两个办法。”
林晚在旁边的记录席上接口，“一是控制交割船，人赃并获，但明万里在岸上收不到码，会立刻销毁凭证消失。二是——”
“二是让船照常‘过龙’。”
陆诚接过话，目光落在那把黄铜钥匙上，“码，我们替他回。把明万里从他藏了四十年的壳里，钓到桌面上来。”
第五天，夜里十一点，公海交接海域。
一艘挂东南亚某国方便旗的旧货船，按约定坐标抛锚。一艘无灯小艇靠近，三个人影登船。为首的老人六十多岁，皮肤黝黑，一路沉默。
货舱里，覃船长提着风灯验货、验钥匙、验暗号，然后走进报务室，用那台老掉牙的单边带电台，敲出了回码。
四个小时后，香港，深水埗一栋没有电梯的旧唐楼三楼。
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坐在一台同样老式的短波接收机前，抄下了那组码。他从藤椅上站起来，动作缓慢地走到墙边的保险柜前，转动密码盘，将一份用油纸包了三层的文书放进一只旧公文包。
老人就是明万里。六十平米的唐楼，没有空调，一台电风扇慢慢地摇着头。他一生的水库，分布在十几个国家的账本里，而他本人，像一滴水，藏在最大的人海里。
他拎起公文包，开门下楼，要去三公里外一家开了三十年的茶餐厅，那里有一个他“信得过”的传话人，替他把凭证送出港。
唐楼楼下的骑楼下，两个“夜市收摊的鱼贩”放下了手里的泡沫箱。
陆诚放下望远镜，看了眼手表：凌晨三点四十分。他身边，林晚合上了卫星电话，轻声说：“港方行动队就位。人赃并获，一个都跑不了。”
陆诚点了点头，神情平淡。
“收网。”
……
凌晨三点五十分，香港深水埗。
明万里拎着那只旧公文包，走到茶餐厅门口的时候，三个便衣从三个方向合拢过来。没有喊话，没有亮枪，老人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公文包已经被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托住了。
“明生，”带队的港方督察用粤语平静地说，“呢份嘢，我哋收埋喇。”
老人愣了几秒，然后长长地、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像是卸下了压了四十年的一副担子。他没有挣扎，只是伸出一根枯瘦的手指，朝那包油纸点了点。
“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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