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合格的总参谋部，就应该在和平年代不分外交关系亲疏、公平地制定针对所有邻国的作战计划。以备一旦有政治和外交层面的变故发生、需要军事部门立刻响应时，招之即能战、战之即能胜。
这才是真正继承和发展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伟大观点的正确思路，也是与时俱进继承赫尔穆特.毛奇参谋长立国战略的最好方式。
在新的时代和形势下，战争爆发的原因已经多样化、不可预测化。自梅特涅以来、过去90年里那种传统王朝贵族之间利益交换冷静决策就能决定战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新时代，人民和民意也有可能裹挟国王和皇帝、首相和大统领，让当局因为民意压力而不得不对外强硬。这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双方都被各自国内汹涌的鹰派强硬立场逼迫着不得后退，最后酿成了大战。
而这个教训，我们本该在两千年前就意识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民住的雅典就多次在战和决策中，因为其制度，而被迫冒险与斯巴达决战。
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一旦民意有资格裹挟对外决策，那么在公开辩论的时候，鹰派的一方只要在广场上对骂时咬死抨击另一方就是怂、然后就能逼得对方颜面威望尽失，最后不得不同意军事激进。
这本是两千多年前修昔底德和柏拉图就已经看明白的教训，后来到拿破仑时代又重演了一遍。只是梅特涅时代以来的最近90年和平让全世界放松了警惕，这才认为那条古训已经过时了。
正因为在民族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战争可以被难测的民意裹挟而爆发，所以其爆发的不可预测性已经大大增强。一个群体的冷静程度，往往是由人群中最不冷静的那几个个体决定的。
因为人类的生物本能都有荣誉感和炫耀心，辱骂别人怂天然就具有裹挟力。所以你可以指望几个人都因为利益算计而冷静，但不能指望几百万人里挑不出几个冲动的，这就是乌合之众越多越不冷静的成因。
当代政治当然在其他方面有很多比古代进步巨大的地方。但至少在战和决策这一个小点上，当代政治已经倒退回了古希腊的水平。高层之间彼此一贯友好或恶劣的外交关系，都有可能被底层的突发事件改变和裹挟。所以作为军事参谋人员，才需要想办法弥补这个当代政治的短板。
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外交关系是绝对稳定的，这就要求合格的总参谋部必须为任何邻国制定一套以其为假想敌的作战方案，这种作战方案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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