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坚持，因为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错的。
这种执拗到近乎偏执的性格，让他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视而不见，身边的副手多次委婉提醒他调整利率、放宽融资限制，都被他严厉驳回，甚至被他斥责为“动摇民心、否定改革”。
他沉迷于“戳破泡沫、拯救民生”的人设，将个人荣辱看得比国家经济安危更重，哪怕街头失业率飙升、中小企业接连倒闭，他依旧固执地认为，这是泡沫破裂后的“正常阵痛”，坚持不松口任何救市措施。
所以相比土地和股票继续下跌的风险，作为主动戳破经济泡沫的三重野康实际担心的，其实是自己的人设和“功劳”崩塌，对于采取危机救市措施非常抵触。
而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在其中，无论是1989年推出消费税，还是1991年借着控制土地价格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日本政府开始实行收缴土地税。
日本政府的用意，都是为了弥补财政上日益吓人的巨大赤字。
他们当然不愿意再实行更多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
尤其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本人，自从上台后，他的内阁就忙于应对国会一连串的奇袭，政敌的威胁让他根本无暇顾及百姓的死活。
反对党频频在国会对其提出不信任案，指责他应对经济危机不力，而他为了保住自己的首相之位，只能将更多精力放在拉拢议员、巩固权力上，对民间的哀嚎和企业的困境充耳不闻。
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拖延一段时间，经济就会自行好转，根本没有意识到，拖延只会让危机越积越深，最终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内阁官员们也纷纷效仿，要么忙于派系争斗，要么明哲保身，无人敢主动站出来提出切实可行的救市方案，即便有少数有识之士拿出应对策略，也会被各方利益牵扯、被政敌驳斥，最终石沉大海。
整个日本政府陷入了“不作为、不担当、相互推诿”的怪圈，对民间日益加剧的失业潮、企业倒闭潮视而不见，对银行系统潜藏的巨大风险漠不关心，只想着如何粉饰太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一步步将日本经济推向了更深的深渊。
于是乎在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和三重野康打了一次高尔夫球后，俩人便痛快的达成了某种共识。
很快，日本新闻媒体上就有了显著舆论变化，各种规劝民众不要恐慌，反而担心泡沫重来的声音开始占据上风。
也是因此，日银和日本政府迟迟不愿对金融和财政的政策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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