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埃及），以及扇形的尼罗河三角洲（下埃及）获得了让所有人羡慕的产出，也打开了埃及与地中海其他地区之间的水上通道。不过埃及人也并非没有遗憾：一是尼罗河自今天埃及、苏丹边境起，向下分布有四个瀑布。其中最北部的第一瀑布，就在今阿斯旺大坝的南部；二是虽然红海近在咫尺，却没有与之相连的水道。有鉴于此，埃及无论向南扩张，还是与印度洋地区展开海上贸易都将受到很大的限制。
最终埃及人还是找到的办法，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公元前19世纪后期，不仅“古苏伊士运河”得以开凿，绕过“尼罗河第一瀑布”的运河也在这一时期贯通。当然，所谓“古苏伊士运河”与21世纪人类所看到的苏伊士运河，在路线上不尽相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伊士运河，是一条起自红海（苏伊士港）、终于地中海（塞得港），将西奈半岛与非洲完全分割开来的南北向运河。在这条现代运河的修建过程中，一系列的湖泊，尤其是南部有自然水道与红海相接的“大苦湖”，帮助施工方法国人节省了不少工程量。
古苏伊士运河同样也利用了大苦湖（时称“卡姆奥里特湖”）。但埃及人的方案却是在大苦河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部的支流之间，修通一条长约80公里的东西向水道，以方便红海的船只驶入尼罗河（位于埃及伊斯梅利亚市与宰加济格市之间）。由于运河最初是由埃及法老所主持修建的，所以我们也可将之称为“法老运河”。不过这并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最大的问题，是河道需要经常清淤。
如果运河能够产生足够的商业利益，此类水利设施的维护本身，技术上并不存在难题。对于一条运河来说，是否有足够的货运量是关键。类似的问题还体现在东方的“京杭大运河”上。由于中原王朝需要这么一条沟通南方的运河，串联南北的经济、政治，是以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长河里，京杭运河都得以因为这种“刚需”而不断得到维护。而在新的时代来临，在运河的航运功能被铁路、公路及海运替代后，京杭大运河就更多只能以“文化遗产”身份得到保护了。
相比之下，古埃及运河遇到麻烦要大的多。我们知道，埃及和苏丹的大部都为撒哈拉大沙漠所覆盖，尼罗河是在一片沙漠之中，冲积出来了一条绿色走廊。这也意味着运河实际上是开凿于沙漠之中，淤塞运河的也不是上游所冲刷下来的泥土，而是运河两侧的流沙。这也使得古苏伊士运河更容易受到自然因素影响。相应的，如果埃及的统治者不能从红海贸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运河也就很容易被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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