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床上，把药箱打开，箱子的药物看上去有五种，按照纸张上的配方将这五种药物搭配起来服用，有两种有严格的顺序和时间需求。我不觉得其他精神病人那浑噩麻木的状态，能按照这么精确的药方自己搭配使用。在对我进行问询的时候，那些前来问诊的专家护士也同时在对其他病人进行检查，我猜测，如果他们不是提前配好药物，直接让病人们服用，那就是其他病人所服用的药物和我面前的药物是不一样的。而包括我在内，总共七名例诊病人所服用的药物，也有可能不是同一类型。如此一来，我就无法将阮黎医生为我专门配对的药物给玛索服用，她只能服用研讨会的新药，而目前的情势，让我对研讨会的新药抱有一定的警惕性，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想要将玛索转移到阮黎医生名下，但这在研讨会的规矩中不被许可。
例诊病人的监护权完全掌握在带她或他过来，为她或他争取到名额的专家身上。例如，阮黎医生有权让我服用哪些药物，或不服用哪些药物，哪怕出于一些原因，不能将这种态度放在台面上来，但是，即便我只服用阮黎医生的药物这一点被研讨会知道了，对方也没有绝对的立场可以谴责阮黎医生，更没有权利将对我的监管权转移到其他专家名下。
阮黎医生哪怕认为研讨会的研究态度和研究路线出了问题，也没有敢于大张旗鼓去纠正，哪怕身为我的监护人，在约束我服用药物的时候，也只是用私底下的密谈进行干涉，而不是正面和研讨会交涉。更甚者，她已经做好了某些最坏的准备，而制订了离岛计划。这些动作都证明了，当前研讨会内部的形势有多恶劣，我相信，如果阮黎医生不是察觉到了一些苗头，绝对不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和做法。
明明拥有理论上和名义上的种种权利，但却无法正大光明使用，这反而证明了，我的担忧绝对不是无的放矢。
到底研讨会内部出了怎样的变故，仅仅是病人身份的我无从了解，但我相信，和自己之前的推断相差不远。研讨会只是末日真理教中偏向心理学的一个内部机构，但伴随着“乐园”的研究进度，整个末日真理教也会越来越扭曲，而这种扭曲也将反映在研讨会本身。
在“乐园”的研究中所得出的阶段性成果，当然不止一种，为了最大效率去验证成果，根据病人自身的情况，分别为他们配备不同的药物，也是相当常见的实验手段。七个例诊病人自身的病况都是不一样的，在服用了不同的药物后，会进一步产生差别。这些差别限制了例诊病人去服用其他人的药物。对我而言，阮黎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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