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副总裁苦笑：“因为我们是在做生意，他们是在救命。这两种动力，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而且他们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
同样的一幕发生在纽约，汤普森刚刚挂断华盛顿朋友的电话，得知FDA很可能在下周发布类似的紧急授权。
“是谁在推动？”他问。
“参议员沃克、硅谷的马库·雷诺兹、还有……华尔街的几个人。他们组成了一个肿瘤患者家属联盟，每天在社交媒体上更新家人的病情进展，阅读量已经超过三十亿次。”
汤普森摇头：“我们还在讨论授权费用比例，他们已经在改写游戏规则了。”
最尴尬的或许是那些原本想用审批作为筹码的公司，法国的杜邦原本计划在下次谈判中提出：“我们可以帮助推动EMA审批，但需要更优惠的条款。”现在，审批自己推动了，他的筹码消失了。
“我们被边缘化了。”杜邦在内部会议上承认，“患者和家属自己组织起来了，他们不需要我们作为中间人。锐行也不需要，现在各国监管部门迫于压力主动开门，锐行和K疗法可以直接进入市场。”
“那我们怎么办？”
“重新定位。”杜邦说，“如果当不了守门人，就当服务商，锐行需要生产、需要物流、需要本地化支持，这些我们还能做，只是利润空间可能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了。”
“有时候，妥协也是一种胜利。”
全球医药行业的权力格局，在一周内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巨头突然发现，在这个新时代最重要的资源不再是审批渠道，不再是医生关系网，甚至不再是销售团队，而是患者的信任，一款真正能够救命的药。
而这份信任，锐行通过里高扬的案例，已经赢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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