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影子。他想起父亲最后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样子——那是他去世前不久，已经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但坚持要回学校上最后一堂课。他在讲台上站了一整个下午，讲了勾股定理的逆定理，在黑板上画了整整一黑板的证明过程。下课铃响之后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在讲台前面，用粉笔在黑板的右下角写了一行字——“数学里没有真正的末位。”
他当时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坐着——那是他以家长身份旁听的唯一一堂父亲的课。他记得父亲的粉笔字写得非常用力，粉笔头在最后一个“位”字的最后一横上折断了，父亲弯下腰把那截粉笔头捡起来，放进黑板槽里。他不知道那行字后来有没有被擦掉。但他知道那行字被父亲用另一种方式写在了习题集的最后一页，后来又被他带到了赋分制的公告草稿里，带到了每一次季度评估的参数验证中，带到了法定化草案的部际协调会上，现在又回到了这本《庄子》的便签背面。
他把窗帘拉上，回到书桌前。桌上放着一份方涵下午送来的文件——赋分制法定化后首个季度的执行情况简报。他翻开简报，逐页看完，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窗外长安街上的车流在夜色中安静地流动着。
寒假第一天，丁一宁坐高铁回到家。他带的行李和以前一样简单——一个书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本翻旧了的《庄子》、一份他刚完成的学期论文初稿。论文的题目是《技术使用的伦理边界——从庄子“机心”到当代神经接口的自主感困境》，这次他没有再引用自己的摘表经历作为主要案例，而是把讨论的范围从“个体的自我觉察”扩展到“制度如何保护那些没有条件觉察的人”。他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我能够反复摘戴那块表，是因为我有足够的教育资源去理解我在做什么，有足够的社会支持在我摘掉表之后仍然能保持学业表现。但大多数人没有这些条件。因此，对技术的伦理约束不能只依赖于个体的自我觉察——还需要制度性的保护。”
到家那天晚上，母亲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清蒸鲈鱼、糖醋排骨——都是他以前最爱吃的。父亲坐在他对面，把鱼肚子上最嫩的肉夹到他碗里，然后自己夹了一块鱼尾。饭后，丁一宁走进父亲的书房。房间和他记忆中一模一样——深色的书桌靠窗，桌上放着一台旧台式电脑和一把螺丝刀，手柄上印着国家量子计算实验室的标识。书桌上方的书架上排满了量子计算和理论物理的专著，有几本的书脊上贴着实验室的资产标签。
他把两块表从书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旧的那块——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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