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点头。他说我回去重新调整方案，把竞争分析的权重降下来，先启动长期安全性数据的预研。散会后他在走廊里追上正在往茶水间走的周明远，两人并肩走了几步，走廊里的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灰蓝色的地毯上，一长一短。
“周总，我知道那条线是你走出来的。我不是不尊重那条线——我是怕在等数据的过程中，市场已经被别人占完了。等我们的数据积累够了，市场份额早就被蚕食殆尽。”他的声音比在会议室里时更轻了一些，像是在跟一个前辈说话，而不是在跟一个审查委员争辩。
周明远停下来，转身看着他。“我也怕。但正因为市场不等数据，这条线才必须画在这里。如果每一次竞争压力都可以绕过安全基线，那安全基线就不是基线，是虚设。而虚设的基线会让那些信任我们的人付出真实的代价——不是市场份额的代价，是凌晨失眠、手指发抖、分不清自己是谁的代价。这些代价，你从来不会在竞争分析报告里看到——但它们都真实存在。”他把手里的杯子在饮水机下面接满水，“数据积累需要时间，我知道。但时间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争取——不是压缩安全观察期，是优化数据采集的效率。架构组可以和数据分析团队合作，开发一套自动化随访数据采集系统，让每一个植入者的术后随访数据能更高效地汇入安全数据库。这样数据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不是靠牺牲安全窗口，是靠改进数据管理。”孙总把这句话记在心里，点了点头，转身往架构组的工位走去。周明远端着水杯走向十二层的电梯。
晚上，陈默把那天审查会议的所有要点整理成一份内部技术备忘录。在写到安全基线时，她在“被试ZY-01”后面加了一个括号，里面写了一行字——“现为本委员会顾问。他曾经走过这条路，现在他替还没有走到尽头的人守在路口。”这份备忘录后来被孟总转发给全体架构组成员，作为技术伦理委员会工作方式的参考案例。
十月下旬，张薇转来了新加坡公立医院神经康复科的正式合作条件。
陆沉把那份文件逐字逐句地反复看了好几遍。窗外的水杉树针叶已经大面积变黄——不是银杏那种透亮的金黄，是一种更深的、接近铁锈色的黄。有几根针叶被夜风吹落到窗台上，他早上开门时踩到了几片，发出极细微的碎裂声。女儿在隔壁房间里做作业——她现在已经能独立完成很多事了，虽然大部分话还是要靠语音合成器，但偶尔她会试着用自己的声带发出声音。那些声音大多不清晰，但她不沮丧——每次试完她都会用手在旁边的桌面上轻轻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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