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卤蛋，再买一瓶玻璃瓶的橘子汽水，或是一瓶廉价的啤酒，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和身边的工友，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吐槽着车间的辛苦，吐槽着拉长的刻薄，吐槽着饭菜的难吃，憧憬着月底发工资的日子，憧憬着回家的日子。那种简单的快乐，那种短暂的放松，是他们在这座陌生小镇上，最珍贵的慰藉，是他们疲惫生活里，唯一的光亮。
偶尔，有骑自行车的务工者，从街边经过。他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工服，车后座上，绑着一个破旧的饭盒和一个水壶，饭盒里，装着第二天的早饭，水壶里，装着凉白开。他们骑着车，速度很快，车铃“叮铃铃”地响着，清脆而急促，打破了夜晚的嘈杂，又很快，被卡拉OK厅里传来的、走调的粤语歌淹没，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
那时候的卡拉OK厅，都很简陋，没有豪华的装修，没有专业的音响，只是一间小小的屋子，用一块破旧的红布，当背景布，上面印着“卡拉OK”四个大字，字迹模糊，边角发白。音响里的声音，大得震耳朵，失真得厉害，唱的都是当时流行的粤语歌，大多是张国荣、梅艳芳、谭咏麟的歌，可唱的人，大多五音不全，调子跑得老远，却依旧唱得格外投入，格外卖力。卡拉OK厅的门口，站着几个染着黄头发、烫着卷发的年轻人，他们叼着烟，眼神吊儿郎当的，时不时地，对着过往的务工者吹口哨，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身上，散发着一股叛逆而张扬的气息，让人不敢轻易靠近。
那天，陈建军加班到九点多。车间里的日光灯，嗡嗡作响，灯光惨白，照得人眼睛发花，头晕目眩。注塑机，依旧在不停运转着，“嗡嗡”的机鸣声，此起彼伏，刺耳而单调，不断吐出五颜六色的玩具零件，有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绿色的，都是一些小小的玩具配件，带着刚出炉的温热，还有一股刺鼻的塑胶味，呛得人嗓子发紧，忍不住咳嗽。
车间里，一片忙碌，工友们，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手指不停地重复着取料、检查、摆放的动作，一刻也不能停歇。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眼神麻木，动作机械，仿佛已经变成了流水线的一部分，没有思想，没有情绪，只有无尽的劳作，只有对工资的期盼，只有对回家的渴望。拉长，是个本地女人，四十多岁，身材微胖，脸上布满了雀斑，说话尖酸刻薄，声音尖利，像指甲刮过玻璃一样，刺耳难听。她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在车间里，来回走动着，眼神锐利，扫视着每个工友的动作，只要发现谁动作慢了一点，只要发现谁的零件摆得歪了一点，只要发现谁稍微偷懒了一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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