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等水泥干了，把机器移回来就行了。”
“那哭声呢？”
“今晚就知道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铁皮房。我在车间里坐了一夜。
林老板也没有走。他搬了一把椅子，坐在车间办公室的玻璃门后面，隔着玻璃看着我。他的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烧完了，烟灰掉在裤子上，他没有弹。
十点。十一点。十二点。
一点。两点。三点。
车间里很安静。没有哭声，没有脚步声，没有水滴声。只有日光灯的嗡嗡声和远处马路上偶尔传来的汽车声。
四点的时候，林老板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他站在流水线旁边，双手叉腰，环顾四周。他的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不是如释重负，也不是大喜过望，而是一种……茫然。像是绷了很久的弦突然松了，反而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没了。”他说。
“没了。”
“真的没了。”
“真的没了。”
他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走到我面前，伸出手。
“小陈，”他说，“谢谢你。”
我握了握他的手。他的手很暖，不抖了。
三天之后，水泥干了。林老板找人把那台波峰焊机移回了原位。机器重新接上电，试运行了一下，一切正常。厂家的人来检查了一遍，说“机器状态很好，没有任何问题”。
工人们陆陆续续地回来了。陈雪芳也回来了——林老板给她打了电话，说问题解决了，让她回来上班。她半信半疑地来了，上了两天班，确认没有听到任何异常，才放下心来。
车间里恢复了正常。流水线转起来了，电路板一块接一块地流过来，工人们低着头干活，偶尔有人小声说几句话。没有人再提闹鬼的事。偶尔有新来的工人问起，老工人就会摆摆手说“别问了，干活”。
但私底下，大家还是会说。
“听说了吗？是陈德厚的儿子搞定的。”
“哪个陈德厚？”
“就是维修组的那个。不爱说话的那个。”
“他儿子？那个新来的小孩？”
“对，就是他。才十九岁。林老板请了好几个香港大师都没搞定，他一晚上就搞定了。”
“真的假的？”
“真的。那天晚上我亲眼看到的。他在车间里忙了一晚上，又是埋铜钱又是放石头的。第二天就不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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