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大学……是好事。往后……好好学。”
这话说得别扭，但在场的人都听出了里面的意思——是和解，也是认可。
陆怀民点点头：“谢谢四叔。”
陆老四“嗯”了一声，站了一会儿，觉得没啥可说了，便转身要走。
走到院门口，又回头，对陆建国说：“建国，晚上……来家喝两盅？我那儿还有半瓶二锅头，年前打的。”
这是主动示好了。
陆建国沉默了几秒，点点头：“好。”
陆老四脸上松弛了些，摆摆手，走了。
……
傍晚时分，来的人更多了。
有本家的叔伯婶娘，有邻里的乡亲，甚至还有几个平时住得远、不大走动的人家，都陆陆续续来了。
礼物五花八门，却都透着朴素的真诚：
一包红糖，两把挂面，几个腌得流油的咸鸭蛋，一双纳得结实的千层底布鞋，一块自家织的粗布，甚至还有一小包炒熟的花生、瓜子。
东西不贵重，但在1978年初的皖南农村，都是各家从牙缝里省出来、准备过年待客或走亲戚用的。
“桂兰，这布给怀民做件衬衫，大学生了，得穿体面点。”
“建国，这鞋子你试试，要是合脚，就让怀民带走，城里走路多，鞋得跟脚。”
“怀民，这花生你路上嗑，解闷。瓜子是五香的，我自个儿炒的。”
乡亲们挤在堂屋里，炭盆烧得旺，人声嘈杂，却透着股热乎劲儿。
周桂兰忙得脚不沾地，烧水，泡茶——茶叶是陈年旧茶，但泡得浓，一碗碗端给客人。
陆建国话不多，只是蹲在门槛上，给来递烟的男人们点烟，听着他们夸自己儿子，黝黑的脸上偶尔绽开一丝笑纹，很快又敛去，但眼角的褶皱里，满是藏不住的欣慰。
陆怀民被围在中间，回答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怀民，那大学……管饭不？”
“管，有伙食补助。”
“一个月能给多少？”
“听说根据家庭情况，分等级，我这样的，该有十几块。”
“唉，那敢情好，家里能松快些。”
“怀民，去了省城，见着汽车、电车，别慌，多看多问，城里人走路有规矩。”
“嗯，我知道。”
“听说城里人讲究，你去了，少说话，多听，多看，手脚勤快点，不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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