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医疗战略小组首席顾问的身份，并未将刘智束缚在首都的高楼大厦或永无止境的会议中。相反，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铁律：每年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必须深入基层，尤其是那些偏远、贫困、医疗资源薄弱的地区。他认为，真正的全民健康工程，必须倾听土地最深处脉搏的跳动，必须看清阳光照不到的角落。
初秋，刘智带着一个精简的小组，悄然抵达了西南边陲的云岭省。这里山川纵横，民族众多，许多村寨散落在云雾缭绕的深山之中。刘智此行的公开目的，是调研“全民健康工程”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落地情况，特别是远程医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地方病防治的实效。
连日来，他走访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与穿着白大褂的基层医生、背着药箱的村医、甚至懂得用草药的乡间“摩雅”（傣语：医生）促膝长谈。他看到，由政府补贴的远程医疗会诊系统，让大山里的疑难杂症能及时得到省城专家的指导；家庭医生团队定期巡访，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管理初见成效；曾经肆虐的疟疾、血吸虫病发病率大幅下降。村民们朴实的笑脸、用生硬普通话表达的感谢，都让刘智感到由衷的欣慰，这是他倾注心血推动的工程结出的果实。
然而，在欣慰之余，一种职业性的、近乎本能的警惕，也始终萦绕在他心头。越是深入基层，接触最原始的医疗记录和疾病谱，他越能感觉到某种潜藏在日常健康数据之下的、难以言说的异常波动。这并非具体的疫情，而是一种……不协调感。
行程第五天，刘智来到澜沧江畔一个名叫“芒畔”的边境小镇。这里与邻国仅一江之隔，边民往来频繁，贸易活跃，但也意味着传染病输入的风险更高。镇卫生院的院长是个黝黑精干的中年人，姓刀，曾是部队的卫生员，转业后扎根这里二十多年。
刘智照例查看门诊日志、住院病历、传染病报告卡。刀院长做事极为细致，记录清晰。刘智翻阅着近几个月的发热门诊登记，目光停留在一个月前的几条记录上。
“刀院长，这几例‘不明原因发热伴呼吸道症状’的病人，后来确诊了吗？”刘智指着记录问。上面有五个病例，症状相似：突发高热、干咳、肌肉酸痛、乏力，部分有轻微胸闷。血常规显示白细胞计数正常或偏低，淋巴细胞减少。胸片或CT提示肺部有少量磨玻璃样阴影。初步诊断都是“社区获得性肺炎”或“病毒性肺炎？”，但病原学检测（限于卫生院条件，主要是常见的呼吸道病原体快速检测和血培养）都是阴性。病人经过抗感染和支持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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