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它的毛缕,一下一下地挠,挠到它舒服得打呼。
“可怜见的。” 李婶的声音软了下来,“张奶奶走了,你还在这守着……”
走了?
大黄歪了歪头,没听懂。
什么是 “走了”?是像张奶奶的儿子那样,拖着行李箱,说 “妈,我去国外工作了”,然后好几年不回来吗?还是像楼下的王大爷那样,被救护车拉走,再回来时,就躺在一个小木盒子里了?
它不明白。
它只知道,张奶奶没再推开那扇窗,没再端着白瓷碗,喊它 “大黄”。
李婶叹了口气,从塑料袋里拿出一根火腿肠,剥了皮,掰成小块,放在它面前:“吃点吧,孩子。你再不吃,就要跟着张奶奶去了。”
火腿肠的香味钻鼻,大黄的喉咙咕噜噜响。它看了看火腿肠,又看了看三楼的窗户,最终,还是低下头,小口小口地啃了起来。
这是它七天来,第一顿正经饭。
刚吃了两口,它突然停下,耳朵竖得笔直。
单元门开了,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一男一女,手里拎着名牌包,脚步匆匆。男人皱着眉,不耐烦地说:“机票都订好了,明天一早的,赶紧去机场,别耽误了上班。”
女人附和着:“知道了,老宅的钥匙已经交给物业了,等找到合适的买家,就把房子卖了。”
大黄的身子猛地僵住。
是张奶奶的儿子,张明远;儿媳,刘曼。
它认识他们。
去年春节,他们回来过一次,呆了三天。张奶奶杀了家里养的老母鸡,炖了满满一锅汤,忙前忙后,可他们却抱着手机,要么对着屏幕笑,要么对着屏幕皱眉。张奶奶把鸡腿夹到他们碗里,他们头都没抬,说 “妈,我减肥”“妈,我不爱吃这个”。
那三天,大黄被张奶奶关在阳台,因为张明远说 “猫掉毛,脏”。
它趴在阳台的窗台上,看着客厅里的三个人。张奶奶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个红包,想递给他们,又缩了回去,反复摩挲着红包的边角。电视开着,演着春晚,可客厅里静得可怕,只有手机屏幕的光,在两个人的脸上晃。
临走那天,张奶奶送他们到单元门口,塞给他们一大包土特产,还有那个攥了三天的红包。张明远接过,随手塞进包里,说了句 “妈,我们走了,你注意身体”,就转身走了。
张奶奶站在台阶上,看着他们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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