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从马尼拉飞回南城的时候，是凌晨四点。机场空空荡荡，只有几个清洁工拖着水管在擦地，水渍在地砖上留下一道道痕迹，像鱼尾纹，又像干涸的河道。她取了行李，走出到达大厅，夜风吹过来，冷，刺骨。南城的秋天比海德堡还冷，海德堡的冷是湿的，南城的冷是干的，像刀子，一刀一刀割在脸上。她上了出租车，报了小院的地址，靠着车窗，闭上眼睛。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大概觉得她像个逃难的。
她没有回小院。她让司机开到了公司楼下。付了钱，拖着行李箱走进大堂。保安在打瞌睡，被她推门的声音惊醒，猛地站起来，揉着眼睛，看清是她，又坐下了。她上了电梯，按下楼层，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她靠着电梯壁，闭上了眼睛。从海德堡到南城，从南城到马尼拉，从马尼拉再回到南城，她飞了两万公里，见了三拨人，说了几十车话，签了十几份文件。她的行李还在出租车后备箱里，忘了拿。她没回去取，那些行李不重要，重要的是非洲那些孩子的药。药在路上，钱在路上，种子在路上。路很长，但她不能停。
办公室里没开灯，只有走廊的灯光透过玻璃门照进来，在地板上铺出一片灰白色的光影。姜正不在，还没到上班时间。林晚把行李箱靠在墙边，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没有开灯。她坐在黑暗里，等着天亮。窗外是南城的天际线，高楼林立，灯火稀疏。她想起马尼拉的施永昌，想起他捻佛珠的手，那手指在发抖，但佛珠没掉。他答应了出钱，不是公司出，是他个人出。他的私房钱，攒了一辈子。他说，他怕死了以后没人记得他。他不是信佛，是怕被人忘记。他怕自己像一粒尘埃，落在土里，风一吹就散了，连痕迹都没有。林晚不知道该记住他什么，但这一刻，她记住了。
天亮的时候，姜正推门进来。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头发有些乱，眼镜片上蒙着一层灰。他看到林晚坐在黑暗里，愣了一下，伸手开了灯。日光灯闪了两下，亮了，惨白的光照在林晚脸上，把她眼下的青黑照得发亮。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凌晨。”
姜正把公文包放在桌上，在她对面坐下。他没问你怎么不回家，没问你吃饭了吗，没问非洲的事怎么样了。他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沓文件，放在桌上。“基金会的账上快没钱了。上个月批了菲律宾的三十个孩子，这个月又批了印尼的二十个，越南的十五个。非洲那边再来一批，钱就不够了。账上的余额撑不过下个月。”
林晚看着那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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