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士用命，正是此等气象！”
更有那出身寒微、因“通才茂异科”“明算”入仕，却酷爱诗赋的年轻官员杜审言（杜甫祖父，时代稍作调整），以精工律体，咏叹“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的明丽，或抒发“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的乐观，其诗对仗工稳，意境新颖，显示着律诗这一形式的日益成熟。
而民间，诗歌亦以更质朴的方式流传。洛阳街头，顽童拍手传唱：“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这是朝廷新编、于“三教同风堂”讲授的《诗经》篇章，配以简单曲调，教化童蒙。市井酒肆，则有游吟诗人或自弹自唱，或说书夹叙，将狄仁杰、杜景俭等当朝能臣的事迹，编成朗朗上口的叙事诗篇，百姓听得如痴如醉。边塞军镇，戍卒也常用粗犷的调子，歌唱“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悲壮与豪迈（此处化用后世王昌龄诗，意指此类边塞诗已开始流行）。
诗坛的繁荣，不仅在于个体的才华闪耀，更在于一种昂扬自信、包容开放、关怀现实的整体时代精神灌注其中。无论是宫廷的雅集，还是市井的传唱，无论是锦绣河山的描绘，还是边关铁血的抒写，都跳动着这个盛世强劲而多元的脉搏。
二、 书画：丹青妙笔，翰墨风流
文化的昌明，同样淋漓展现于翰墨丹青之间。太宗皇帝雅好书法，推崇王羲之，遗风所及，至“仪凤”年间，书学大兴。朝廷设“书学博士”，国子监有“书学”，科举虽不直接以书法定高下，然“楷法遒美”乃仕进之基本素养，亦是文人风雅之重要标识。
当世书家，首推任职秘书省的欧阳询之子欧阳通（延续家学，严谨险劲），以及以楷书端庄秀丽、行书流畅自然见称的薛稷。然更有新一代书家，在继承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及欧、虞（世南）精髓的基础上，开始尝试融入更多个人性情与时代气息。弘文馆一位年轻的校书郎，私下练习一种笔力更加雄健、结体稍显宽博的新楷体，虽未成名，却已显露出变革的端倪。而武则天本人，在推行“则天文字”的过程中，亦对书法形态提出新的要求，强调“端正中含灵动，威仪中见气象”，无形中影响着官方书风的走向。
绘画之盛，尤甚于书法。人物画继承顾恺之、阎立本以来的优良传统，技法愈加纯熟。宫廷画师为皇帝、天后、功臣绘制的“御容”、“勋臣图”愈发传神。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山水画与世俗风情画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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