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他说，“我们会记住的。”
威廉也鞠了一躬。两个男人站在山坡上，对着那枚小小的徽章，对着那些乱七八糟的墓碑，对着那些他们见证过却再也无法相见的人，沉默了很久。
九
一八七七年十月，林墨卿登上了回上海的船。
威廉送他到码头。两个老朋友站在岸边，像六年前在马赛那样，谁也没有说话。
最后，威廉打破了沉默。
“林，你还会回来吗？”
林墨卿想了想：“不知道。但我还会去其他战场。只要还有战争，我们就会再见。”
威廉笑了：“也是。这年头，最不缺的就是战争。”
林墨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威廉。
“这是什么？”
“我写的，”林墨卿说，“关于索菲，关于巴黎，关于我们这些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发表，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想看。但我想留给你。万一有一天……”
他没有说下去。
威廉接过那个本子，翻开看了看。密密麻麻的中文字，他一个也看不懂。但他知道林墨卿写了什么——关于见证，关于记忆，关于那些死了的人。
“我会好好保存的，”他说，“万一有一天，有人想知道。”
林墨卿点点头。他看了看远处的君士坦丁堡，看了看金角湾上飞翔的海鸥，看了看威廉那张老了很多的脸。
“保重，威廉。”
“保重，林。”
他们握了握手。林墨卿转身上船，走进船舱。威廉站在码头上，一直看着船消失在远处的海平面。
然后他转身，走进君士坦丁堡的街道。
还有战争在等着他。还有真相需要记录。还有墓碑需要刻。
十
一八七八年三月，俄土战争结束。
威廉作为《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见证了圣斯特凡诺条约的签署。他在报道中写道：
“这场战争死了二十万人。二十万条生命，换来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撤退，换来保加利亚的自治，换来欧洲列强在柏林重新画的一张地图。二十万人，变成地图上的一根线条，变成历史书上的一行字。
但我记得他们。我记得普列夫纳城外那些冻死的俄军士兵，记得君士坦丁堡街头那些饿死的难民，记得那些死在战壕里、死在医院里、死在逃亡路上的男人、女人、孩子。
我不认识他们。但我见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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