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早晨，阴得能拧出水来。
厚重的云层压在泰晤士河上空，灰蒙蒙的，像一块巨大的铅板。没有风，没有雨，只有那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闷。议会大厦的大本钟刚刚敲过八下，钟声在潮湿的空气中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唐宁街十号的门前，已经围了几十个记者。他们撑着黑色的雨伞，挤在铁栅栏外面，伸长了脖子往里张望。有人手里拿着笔记本，有人举着相机，有人叼着烟卷，有人在小声交谈。但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扇紧闭的黑色大门。
一个年轻记者踮起脚尖，试图看清院子里的情况。旁边的老记者拉了拉他的袖子。
“别看了，看不到的。”
年轻记者不甘心地缩回脖子，小声问：“先生，您说今天会有什么消息？”
老记者看了他一眼，从口袋里掏出烟斗，慢悠悠地塞上烟丝，划了根火柴点上。他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雾。
“什么消息？坏消息。只有坏消息。”
年轻记者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老记者指了指那扇门。
“看见没有？从早上六点到现在，进去了多少人？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外交大臣、殖民地事务大臣、印度事务大臣——全都进去了。这种阵仗，能有什么好消息？”
年轻记者顺着他的手指看去，果然，那扇门每隔一会儿就打开一次，放进去一个坐着汽车的达官贵人。每进去一个人，记者群里就一阵骚动，闪光灯亮成一片，但很快又被雨幕吞没。
“先生，”年轻记者又问，“您说，新加坡真的丢了吗？”
老记者沉默了三秒。
“丢没丢，等会儿就知道了。”他吐出一口烟，“但你看那些人进去时的脸色——没有一个好看的。”
会议室里，烟雾浓得呛人。
长桌两旁坐满了人——陆军大臣赫伯特·基钦纳、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殖民地事务大臣沃尔特·朗、印度事务大臣奥斯汀·张伯伦，还有一大群叫不出名字的将军、参谋、秘书。每个人的面前都摆着厚厚一叠电报，每个人的脸色都难看得像死了亲人。
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坐在主位上，手里拿着那份关于新加坡的电报，已经看了三遍。
“新加坡。”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钢板，“我们经营了一百年的新加坡，四天就丢了。”
没有人说话。
他把电报放下，又拿起另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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